国共谈判：中共越是不积极 国民党就越是表现热情
2529 人阅读 日期：2011-03-09 07:36:25 作者/来源：凤凰网历史
核心提示：中共越是不积极，国民党就越是表现热情。10月23日、26日，国民党方面三番五次地提出立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来将中共的军。中共代表只能以国民党必须先停止进兵，避免内战为由，拒绝马上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这种情况使中共代表深感被动，其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称：“因公告及人心不定，政治会议早开对我们不便，倡议不开或缓开，又给国民党造口实”，甚至由于各党派都希望早开，我方表示无兴趣，都给人以消极印象，不利宣传。
本文摘自《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作者：杨奎松，出版：新星出版社出版
“内战的方向确定了”
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会议上共同决定在远东战后将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来统一中国。既然有美国政府的公开支持，蒋介石随即开始准备和共产党算账了。4月8日，蒋介石就下达指令，要求各战区务必“于七月以前”“集中全力以消灭奸匪之组织及武力”。其具体步骤为：
一、各战区方面军应针对奸军之发展及实际状况、敌我态势、兵力等，划定清剿区域，指定有力正规部队及有剿匪经验之清剿指挥官统一指挥党政军及地方一切武力，巧妙策动伪军使与奸军火并，以利清剿进行，并限于四月底部署完成，实施具报。
二、各战区间应切实严密协同，相互策应，以防奸军流窜。
三、党政方面切实配合军事，使清剿工作易于进展，并随军事之进展，迅速恢复地方之组织，巩固政治基础。
四、极力宣传奸伪之暴行阴谋及力量之虚弱，形成有力之战斗，使达及盟军不受其欺骗煽惑，同时对政府建设民国之艰难伟大对民众宣传。
五、接近匪区及沦陷区之党政军各级阶层，应极力使之清廉，建树对民众信仰，以争取民众，进而建立防剿奸军阵线，使奸军无法立足。（一）各战区应分别限止缩小奸军活动区域，逐渐围困歼灭之；（二）阻止奸南窜，勿使南北合流，在黄河以北者勿使窜至长江流域，在长江流域者，勿使窜至沿海；（三）在各地区及沿海者，勿使彼此合流，以期各个孤立乘其立足未稳时，立即进剿各个歼灭之；（四）各区应指定堵击部队及进剿部队，各指挥进剿部队与邻接区应不分畛域，紧密协同，积极进行清剿，均于七月底以前根绝之；（五）预料盟军可能登陆之海岸附近要点，务须各保有之。
蒋介石向来不把中共的军事力量放在眼里。美国方面的表态，特别是自4月1日之后美国军方已经将国民党军队划分为三个补给区而陆续开始按美方设计予以补给，其分三期装备国民党军队的计划也已完成了其第一期计划的三分之一，即已装备了原计划三十六个师中的二十四个师，这使蒋介石更加踌躇满志。他显然感到高兴，因为比较前此对共产党只能在政治上步步退守，军事上被捆住手脚，他现在可以政治军事双管齐下了。5月底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在蒋介石召集的与会高级将领的会议上，他明确告诫各将领，盟军登陆尚须数月，在此期间国军务必集中全力收复可以收复的失地，同时要放手打击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使其无力与国民党争天下，为此甚至可以不必顾虑国际舆论。
让国民党高兴的事自然会让共产党感到不满。特别是当共产党人已经确信自己已具有强大实力之际。赫尔利讲话三天后，即4月5日，中共《新华日报》就开始抨击赫尔利“助长中国内战与分裂的危险”。在蒋介石发布剿共密令的两周之后，中国共产党则召开了他们认为是决定中国命运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充满自豪地宣布：“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这样几个条件：第一，有一个经验丰富和集合了一百二十一万党员的强大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有一个强大的解放区，这个解放区包括九千五百五十万人口，九十一万军队，二百二十万民兵；第三，有全国广大人民的援助；第四，有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苏联的援助。”据此，毛泽东断言：“到了现在，我们的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中国的重心不在任何别的方面，而在我们这一方面。”因此，共产党人当前的工作重心，就是“力争领导权，力争独立自主”，把中国引向光明，而“在中国境内和我们争领导权的，要把中国拖回到黑暗的世界里面去”，“就是国民党的反动集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银行家、大买办的代表”，这是“国内抗日路线最凶恶的敌人”。很显然，由于在美国扶持下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愈加态度强硬，共产党实际已经把蒋介石视为自己“最凶恶的敌人”，确信“蒋之内战方针是确定了的，除非我有力量胜过他，才能制止之”，否则，双方决无调和妥协之可能。为此，中共中央一方面开始公开在政治上攻击蒋介石国民党及其美国赫尔利之流，一方面则加紧军事准备，积极向湘南粤北推进，以便在蒋介石发动内战时可以从南北两翼牵制蒋军，使其不能随心所欲。
不过，从中共中央的军事布署可以看出，这时虽自信自己已成为“中国的重心”，但对于和在军事上很大程度可以用美式装备来武装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全面较量，这时并没有太多信心。毛泽东并非不清楚，即使单从人数上看，国民党的军队也是共产党军队的两倍多，何况共产党军队迄今尚无重武器，其九十一万军队光徒手就占了相当比例。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的军事部署在战略上其实还是防御性的；其政治上的进攻，也是迫不得已的。中共中央甚至希望以此最终迫使国民党和美国改变政策，并在私下里不得不准备在一定条件下承认“独裁加若干民主”的解决方式，然后再争取变为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也就是说，由于实力相差较多和国际上美苏两大强国不主张战争，共产党虽此时从根本上不相信国民党蒋介石能够放弃一党统治，但从策略角度出发，自己仍旧不能排除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两党争端的可能性，仍力争有利于自己的解决方式。于是，当某种和平解决的信号发出闪光的时候，中共中央不论之前态度如何强硬，也必须给予某种程度的重视。1945年6至7月间六参政员访延事件，就是发生在这种情况之下的。
随着蒋介石在3月1日单方面宣布准备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共产党已做好了对抗的准备。5月间，国民政府宣布将于7月7日召开四届一次参政会，中共中央立即表示予以抵制。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久已酝酿的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及其筹备会议，准备与国民党的国民大会公开抗衡。中共中央的这种态度，立即引起了部分中间人士的高度紧张。考虑到抗日战争即将结束，他们极为担心这种对抗将会重新演成大规模内战，从而使人民由衷企盼的和平局面由此化为泡影。为此，以褚辅成为首的七位参政员主动出面于6月2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希望国共继续商谈，以从速完成团结。16日，中共中央再度公开拒绝参加参政会，但在18日给七参政员的复信中却表示：“由于国民党当局拒绝党派会议、联合政府及任何初步之民主改革，并定期召开一党包办之国民大会制造分裂，准备内战相威胁，业已造成并将进一步造成绝大的民族危机，言之实深痛惜。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复信并主动邀请诸位参政员前往延安，从而表现了愿意和解的某种姿态。这自然引起了这些参政员的幻想，甚至也引起了蒋介石和赫尔利的高度重视。
6月下旬，各位参政员决定应邀前往延安，协助调解两党关系，为此，他们商定了与中共商谈的具体条件并拟成专函托邵力子转交蒋介石征询意见。其条件分为三点：
一、由政府迅速召集政治会议；
二、国民大会交政治会议解决；
三、会议以前，政府先自动实行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
由于日本战败已成定局，整个中国之重建迫在眉睫，名为中央政府的国民党政权却只控制着西南、西北部分偏远地区，它的政敌共产党却因坚持敌后抗战而在华北、华中乃至华南部分地区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一旦共产党乘日本投降占据其中的各个战略要地，国民党势将陷于极端被动，因此，蒋介石不能不急于对付共产党。可问题在于，时至6月，日本本土已开始遭到美军狂轰滥炸，罗斯福总统已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战争随时可能结束，面对这种情况，要想很快通过配合美军大举反攻夺回失地，同时以武力遏制中共扩张，已完全失去可能。蒋这时终于不得不及时调整策略，重新拾起“政治解决”的武器。
为了尽量牵制中共，使其不致贸然乘日本战败在军事上公然对国民党采取对抗行动，蒋一方面抓紧开始与苏联谈判，促使苏联政府明确表态支持由国民党来统一中国，另一方面则极力劝说美国大使赫尔利重新对中共施加影响，以便必要时再度斡旋两党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七参政员主动出面调解国共关系，自然受到国民党方面的欢迎与重视。
26日，蒋介石读过七参政员的函件后，未置可否即交王世杰、邵力子将其退还各参政员。王世杰不明所以，于是诡称七参政员条件内容太偏袒共党，压迫国民党，故未给蒋看。但他们同时转达蒋介石的邀请，说明当天下午蒋将会亲自接见他们。
这一天中午，即在蒋介石接见各参政员之前，赫尔利也急忙约七人谈话，试图通过七参政员找到重新介入国共谈判的机会。为此，他一再表示他个人极愿协助谈判的进行，如双方请他，他愿参加，但单是一方请他，他则不便出来。他同时承认联合政府是个很好的办法，说国共两党都是一党专政，如中共也同意多党政府，那将是很有意思的。赫尔利并要七参政员劝说中共接受他所建议的一个由国共美三人委员会整编中共军队的计划。很显然，赫尔利虽然希望能够重新介入到国共谈判中来，但他深知在他发表了公开的扶蒋演说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对他认识必定改变，他已很难取得中共方面的信任了。
7月1日，除王云五因病临时未能成行外，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六参政员，与王若飞同乘美军提供的飞机到达延安。在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几天商谈之后，六参政员并没有能够劝说中共参政员随同返渝参加两天后即将召开的参政会。相反，他们带回的会谈纪要表明，六参政员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中共中央的主张，即（一）停止国民大会之进行；（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
毫无疑问，这样一种结果是国民党方面所难以接受的。就连温和派如王世杰等人，亦明确认为两党问题关键并不在国民大会问题，“政府对于政府与中共之妥协既无任何把握，自不能遽将召集国民大会之决定抛弃。”结果，在随后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国民党参政员几乎一致反对停止国民大会之进行。王世杰身为大会主席之一，直言“本会如欲打破中共问题之僵局，自己不可陷于僵局，否则不足以领导国民，督促政府”。在他的推动下，大会以一百八十七票对九票通过了国民党人起草的议案。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愤怒。
还在7月11日，鉴于蒋介石并没有停止召开国民大会的意向，延安的《解放日报》就公开发表文章批判赫尔利和蒋介石，断言蒋之顽固坚持召开由国民党一手制造的国民大会，完全是由于赫尔利的怂恿和撑腰，斥责赫尔利和蒋介石由3月以来“在以中国人民为牺牲的共同目标下，一唱一和”，“安放下大规模内战的地雷”。声言：“没有认真的起码的民主改革，任何什么大会小会也只能被抛到茅坑里去。”22日，针对四届一次参政会并未能否定国民党的国民大会，《解放日报》进一步发表评论，强调：“独裁制度丝毫未变，内战危险空前严重。”毛泽东并亲自写道：“中国的独裁者是狡猾的，他们善于在政治上耍花样与善于组织对人民的突然袭击”。现在有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国民党反动派正在较前更加积极地准备发动一个极大规模的内战，借此以援助日本侵略者”。对于重庆谈判《纪要》本身，国共两党自然不会十分重视，但国内民众的期望值却大不相同。包括中间党派，也对《纪要》另眼相看，因为透过《纪要》所提出的方案，他们不仅从此有了合法的身份，而且可以和国共两党一道，通过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办法，与共产党，乃至于国民党的代表，平等地讨论国家的政治决策工作了。
注意到社会舆论和中间势力的高度重视，国民党很快就意识到这里面颇有文章可作。因为，《纪要》公布不久，国民党代表在与中共代表接触的过程中，就发现中共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态度与前有了明显的不同。过去，中共代表力主召开政治会议，是想借此暴露国民党的一党独裁性质。而《纪要》发表之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却发现，新的政治会议只具有协商的性质，对国民党并无约束力。在这种情况下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其未必不会像抗战期间的参政会一样，被国民党利用来压迫中共。特别是《纪要》公布后民众中间要求和平的呼声更加高涨，如果国民党人利用民众中间的这种心理，使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多数代表听信一个国家的稳定与和平，必需要建立在军令政令统一和取消武装割据的基础上，结果很可能会通过种种限制中共要求的决议，而使自己陷于被动局面。因此，中共中央事实上已经内定：“蒋急欲政治会议为其捧场，现七十万大军向我进攻，如不停止，我方对政治会议无甚兴趣。”
中共越是不积极，国民党就越是表现热情。10月23日、26日，国民党方面三番五次地提出立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来将中共的军。中共代表只能以国民党必须先停止进兵，避免内战为由，拒绝马上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这种情况使中共代表深感被动，其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称：“因公告及人心不定，政治会议早开对我们不便，倡议不开或缓开，又给国民党造口实”，甚至由于各党派都希望早开，我方表示无兴趣，都给人以消极印象，不利宣传。为了迅速转被动为主动，周恩来等建议，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下列临时办法：包括立即停止武力进攻；国民党军队立即停止向解放区进兵；恢复各铁路交通，一般情形铁路上不得驻兵（城市不在内）；国民党在八条铁路线上（平绥、同蒲、正太、陇海东段、平汉北段、津浦、胶济、北宁）无运兵必要，必须运兵时须双方协商。“如上述临时办法不得协议，应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时应首先解决停止内战及解放区和国民大会问题。如同意此点，即可进行开会之准备。”
周恩来认为，提出这一方案可以应对国民党要把政治协商会议当成批准召集国民大会的一个工具的企图，把政治协商会议变成对国民党斗争的一个场所。国民党对此必不能接受，因而中共就会因为力主停止内战而重新处于主动地位。29日，中共中央复电周恩来表示赞同，但进一步主张：不得驻兵的铁路要加上热河路、沧石路、白晋路、道清路，总共十二条，且北平、天津、青岛亦不得进驻国民党军队；东北、华北、苏北、皖北及边区实行孙中山民选地方自治，中央不得委派人员；立即停止内战，撤退进攻军队。中共中央并要求周恩来等向各界说明：“政府所谓和平民主都是骗人的，实际已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双十协定》不过是废纸，政府急于要开政治会议之目的是强迫各党承认旧代表及筹备登基大典。”
事实上，这个时候，中共为了要确保自己在华北的优势，并争取控制东北，正在进行全面阻断交通的作战。中共晋冀鲁豫部队针对沿平汉路北上的国民党第十一战区两路四个军共八个师，在冀南漳河一带发起了平汉战役，成功策动一个军起义，并歼灭其两个军。与此同时，中共晋察冀部队针对国民党第十二战区试图接收绥远、察哈尔的作战行动，发动了平绥战役，一度迫使十二战区傅作义部被迫后撤两百公里，退缩于归绥、包头固守。而为阻止国民党军沿津浦路北上，中共华中军区也组织了津浦战役，夺取了津浦路济南南万德至徐州北韩庄段、陇海路徐州东新安镇至海州段、胶济路济南东张店至昌乐段，从而将中共山东和华中两大根据地连为了一体。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其实对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去讨论交通问题的建议，并不十分看好。故在原则同意后，毛泽东又再电周恩来，要求代表团主要成员立即回延，以利拖延。对此，周恩来显然有不同看法。他坚持：“恢复交通，不论中外皆切盼。我们以停止进兵、进攻、进占交通，恢复交通，以双方皆不能驻兵铁路线上，运兵必须经过协商为条件，最能取得国内外同情。而国民党必不能接受，故最利于我们宣传和斗争。且目前形势下工作正在开展之中，重庆不能无负责人主持，即使要回，也只能回去一人，而无法唱空城计。”
眼看国共两党正在转入全面内战，而国民党军在华北的推进又接连受阻，国民党内的温和派也站出来向蒋介石呼吁与中共妥协。王世杰和张群即向蒋介石当面提出：必须想办法与中共订一暂时避免冲突的办法，否则的话，内战一旦爆发，势将不可遏止。中共势必会借此机会以苏联为暗援，夺占热、察、绥，甚或东北三省，进而自成一国。在蒋介石的同意下，经过连番磋商，王世杰、张群于11月1日正式提出复案如下：
一、双方下令所属部队暂各驻守原地，不得对他方进攻。
二、中共在各铁路线之部队，移驻铁路十公里以外，中央对此移撤地区，除由路局警察维持铁路秩序外，不另派兵驻守。
三、由国民参政会组织交通监察团，推派参政员协同当地公正人士，赴各铁路线检查，随时将事实真相提出报告。
四、中央军队如在平绥、同蒲、正太、胶济、平汉北段、陇海东段、津浦北段各铁路线有运输之必要时，共同协商定之。
五、双方当于一个月内对于中共军队驻兵地区及其整编等事，商定根本办法，以利和平建国。
六、政治协商会议仍照预定计划召开。《重庆代表团致中央电》，1945年11月2日。
国民党的复案，明显地做出了一些妥协。但因为平汉战役中高树勋军两师起义，国民党三十军、四十军正在被围歼中，四十军军部和及一○六师全部和另一个团被歼，师长被俘，美械之三十军之炮兵营及两个团亦被歼，中共方面对此六条妥协建议并末满意。就连周恩来也注意到：国民党的复案意在“限制我不能解决被包围的敌伪军，及使我军离开铁路线，保障其已在点线的地位”，同时好全力解决东北问题。故周恩来当即回应了三点：（一）中共主张的是铁路线上都不驻兵，不是只要中共军队撤离铁路线；（二）所谓“各驻原地不得对他方进攻”，这一原则不适用于被我所包围之敌伪军；（三）北宁路及津浦南段运兵亦须事先经过协商。对此，国民党代表王世杰等坚决拒绝，称复案为蒋主席与政府军事负责人几经商讨决定的，不能修改，要求中共方面慎重考虑。《中央代表团致中央电》，1945年11月1日。
次日，国民党方面再提下令停攻、各驻原地问题。因周恩来等已了解到归绥战役进展顺利，平汉战役也接近尾声，华北所有铁路线均已被自己的军队切断，国民党军从陆路进入东北的途径已被全面堵死，国民党正一筹莫展，故他只是“表面赞成”，同时声明须向延安请示，并提出：停攻必须是双方停止，任何有解放区和抗日军队的地方都不能例外，以此为拖延之计。
事实上，由于平绥战役晋察冀部队已兵临归绥城下，津浦战役也在顺利展开，东北苏军且要求中共中央最大限度集中主力于东北，毛泽东这时是信心百倍，相信可以提出更加有利于自己的条件。他在11月3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明确提出：
目前形势于我有利，我必须达到下列目的：华北、东北、苏北、皖北及边区全部归人民自治（孙中山主张），仅平、津、青三地可暂时驻一小部中央军，将来亦须退出。其他各地中央军已到者须退出，未到者停止前进；阎锡山、傅作义须免职，民选各省省政府；华北、东北各设政治委员会统一管理各省，中央政府不得违背自治原则派遣官吏，已派者须取消。并请警告蒋方，如华北各地受降不归我方，我方是绝对不答应的。东北由东北人民自治军保护治安，中央军不得开入，否则引起内战，由彼负责。
不仅如此，中共中央还特别提出：因为形势改变，前此同意的放弃鄂豫解放区及其军队北移的问题也不宜再提。并且，如果国民党以我破坏交通为宣传，我“应公开承认破毁铁路是为受降灭伪制止内战”。
这时，由于中共利用蒋介石盲目轻敌，在华北兵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大举进攻的弱点，接连重创国民党军，从而掌握了军事上的主动。但由此国民党在政治宣传上却明显地开始转为主动，全国各大报纸纷纷开始报道中共军队大举进攻国军的消息，甚至前此站在中共一边的中间派也不无异议。同时，苏联方面也认为中共在东北、华北问题上的主张火药味太重，强调在东北目前只能做，不能说，以免引起美国大规模助蒋内战。周恩来明显地赞同苏联大使提出的意见，他提出：因抗战初胜，《双十协定》签订未久，人民渴望和平，一般人多幻想政治协商会议能解决问题，故要使人民相信必须经过战争才能真正保障和平，非经相当时间体验不可。对此，毛泽东复电称：“你提出的意见是很对的，应当采取‘哀者’态度，应当照顾中间派，不要剑拔弩张。”“美国政策深堪注意，友人意见值得考虑，但在美蒋坚决进攻方针下，我们无法退让，只有自卫一法。”只要拿下东北，“那时让国民党插一只脚很好讲话。目前可以不公开自治军及全盘自治的宣传与要求，但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中央军退出华北一点，谈判时可以提得恰当些，宣传与谈判可以有不同，但华北问题的解决同样取决于作战。”“总是情况，我处内线，彼处外线，我是防御，彼是进攻，再过一时期各方均会看得清楚。”“目前谈判方针在不束缚手足”，当然，为使将来好说话，“可以保留伸缩余地。”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中共代表于11月8日正式要求国民党“负责向其所属部队立即命令实行下列四事：（一）全面停战；（二）从解放区撤退；（三）从八条铁路线撤退；（四）取消各地剿共命令，保证以后不再进攻。”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等则在延安和重庆，用新近缴获的蒋介石国民党的各种剿共指令和文件，来证明内战的爆发实为国民党所为。
11月10日，王世杰针对中共方面的提议，代表国民党方面提出了解决目前危机的四种办法。即：（一）先下令停战，各在原地不得进攻，然后再商谈一切；（二）定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首先讨论停战问题；（三）先行停止进攻，撤出进占区，然后再讨论开会；（四）继续冲突，停止谈判。王世杰表示，国民党方面愿意实行第一种办法，如不可能则同意实行第二种办法，对第三种办法则不能接受，因从进占区撤退，既无范围，又无标准，且属于片面要求。周恩来则回应说：第一种名为停战，实则政府可以利用停战间隙运兵运械准备大打，这是假停战，甚至还可以借机向国际表示内战已停，取得外援，陷中共于不利地位，故中共不能接受。第二种办法是谈不出结果的，因此只有第三种办法是可行的。王世杰等一再说明下令停攻是对等的，中共不会吃亏，蒋下令是算数的。周当即反驳说：双十签字还不是说避免内战，但13日不就下令歼灭“奸匪”吗，这有什么保证？至此，邵力子等建议仍照周10月31日提出的四条商谈，但周明确告诉邵等，第一次的四条同样也有停战撤兵要求。最后，国民党代表甚至开始请求中共代表允许遭到中共军队拦击的国民党运抵秦皇岛的军队和平转入东北，这同样被周所拒绝。周恩来坚决表示：除非停止内战，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众所周知，1945年的和平谈判，其实一直延续到1946年底。尽管1945年的“双十协定”迅速被内战的炮火吞噬之后，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问题，已经不可想象，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仅饱尝动荡与死亡的中国人民希望和平，历尽劫难的世界人民希望和平，就是极大地影响着中国政治倾向的美苏两大强国也需要和平。正因为“国共反映美苏”，随着1945年底美国总统选派具有显赫地位的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处国共冲突，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又再度被提上了中国政治的议事日程。于是，不可为而为之。在整个1946年，理想与现实矛盾发展，战争与和平交错进行，国共美苏以及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围绕着和与战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令人惊异的是，马歇尔的干预奇迹般地迫使国共两党做出了几乎不可能的重大让步，中国历史的天平一度货真价实地开始摆向了和平与民主。只可惜，把苏联乃至整个东北问题排除在外的策略，最终导致这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和平民主的前景，只是在中国历史的天空中划出了一道闪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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