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代理人：庭上文斗，庭下武斗
1908 人阅读 日期：2012-02-25 15:50:11 作者/来源：南方周末
公民代理人：庭上文斗，庭下武斗
现行法律允许并设置公民代理制度，但公民代理人的代理行为缺乏明确规则，其出位表现，不仅可能影响司法秩序，更可能损害当事人的权益。
两方的公民代理人，一见面就打架，这肯定不是当事人请托的内容，却在众目睽睽下发生了。
2012年2月8日，西安市华山社区，药庆卫家门口。两个男人在众多围观者中扭在了一起。一个身材瘦小，戴着眼镜，一个高大壮实，剃着光头。前者是药家鑫案受害人张妙家属“前代理人”张显，后者是药庆卫的代理人马延明。
这天，张妙的丈夫王辉与父亲张平选亲自上门，索要此前药庆卫承诺赠与他们后又被退回的20万元。张妙家人并未见到药庆卫，与他们见面的是早已等候多时的马延明。
“我不是代理人了，我是跑来看热闹的。”约5分钟后，张显出现在现场，围观人群骚动。
马延明随即质问：“‘这是带血的钱、侮辱农民的钱’，怎么现在又来要？”“带血的钱、侮辱农民的钱”曾是张显轰动网络的名言。
就在此时，王辉突然动手打了马延明两拳。混乱中，张显准备离去，被现场居民拦住。马延明揪着张显的脖子说：“你就是一个造谣分子。”原本亢奋不已的张显脸色大变，现场一片混乱。闻讯赶来的派出所民警，将王辉和张显带离现场。
强势代理人
同为张家辩护的律师发现，自己越来越决定不了事情，甚至越来越插不上话。
张显自诩是一个善良的人。他觉得很委屈，没想到代理一个亲戚的官司惹了那么多麻烦：自己一分钱代理费没要，如今还被人质疑人品。说到激动处，他数次拍案而起。
因为代理，他自己也惹了官司——被药庆卫状告名誉侵权，但张显号称不后悔。“无论如何我还会代理的，我认为药家鑫该杀，这种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句话从他的牙缝里挤出来，格外坚定。
张显也承认自己不专业，说话有过头的地方。但转而马上强调自己是王辉的亲属。“我有悲愤的权利。这一点跟职业律师有区别。”
张显是王辉的远房表哥。有多远？据张显说，王辉的爷爷，和张显的表妹的丈夫的奶奶，是兄妹。和王辉的这层关系，张显在一审庭审的次日才确认下来。但在2011年2月9日正月初七以前，张显从未见过王辉，也未见过张妙。
2011年2月9日，正月初七，张显回到宫子村串门拜年，到了王辉家就聊开了，早已关注药案的张显热心地要求帮王辉打官司。有了高学历的副教授“表哥”帮忙，王辉“心里感到非常踏实”。
那天，也是张家刑事附带民事律师许涛第一次见到张显。当时许涛正要递交诉状，突然一个自称王辉表哥的人打来电话，要看看起诉书。许涛把起诉书送过去，张显一个字没改地还回去了。
张显是否看懂了起诉书的内容，未得到证实，但看了诉状后，他干劲十足。为了做好“护法”准备，他第二天就开通了微博和博客。紧接着，他拉着王辉和许涛一起讨论案件，替王辉说话、拿主意。后来许涛发现，自己越来越决定不了事情，甚至越来越插不上话。
开庭的前一天，张显见到了法官。法官告诉他，法庭上要说话必须是代理人。张显问怎么能代理，当场就签了代理合同。不过到开庭那天，这位代理人都没有看过案卷。“我凭的是我的常识、良心辩护。”他信心十足。
2011年3月23日，药家鑫案一审开庭，张显一战成名。他站在王辉的旁边，发言激动犀利，煽情催泪。他对现场所有人说：“我们王辉说过，就是撞得很重，就是瘫一辈子，我不问你要一分钱，至少我娃有个妈，我有个妻子，我们是一家人……你怎么说我们难缠呢？农民就难缠吗？就是把她撞成重伤你跑了，我们还有人在，我娃还有妈在，母爱是无价的……”
听到这话，一直沉默的王辉再也忍不住了，趴在原告席上埋头痛哭，悲戚的哭声通过话筒传到了法庭的每个角落。
但在许涛的眼里，不懂法律的张显在庭上数次犯错。他总是在不该他说话的时候站起来说话，受到法官的多次提醒。许涛急得冒汗，用焦急的眼神瞥他，用手偷偷拉他。可张显甩开许涛，依旧我行我素。他甚至公开宣布，不愿接受药家的赔偿。
连药家鑫的辩护律师路刚也大跌眼镜。“在我看来，庭审他的表现简直就是一场笑话。不专业，情绪化。完全是个法盲。”路刚语带轻视。但同时他承认，这位中途杀出的代理人，懂得如何拨动人们的心弦。
作为辩护律师的路刚的对手，本应主要是公诉人，但让他渐渐发现，激情澎湃的张显几乎完全控制了法庭的情绪。
出位代理人
张显在微博上发布不切实言论，博取公众同情，也让自己身陷舆论漩涡，甚至惹上了官司。
索要原本张家已放弃的20万元，被疑为张显一手策划，以转移对其名誉侵权案的注意力。不过，张显对此予以否认，他还强调，药案一审时不要赔偿的说法是他和王辉商量的结果，自己没有影响王辉做任何决定。
2011年8月4日，药家鑫的父亲药庆卫把药案受害人的代理人张显告上了法庭。药庆卫称，张显在其开设的微博、博客上捏造事实，对他进行恶意攻击和诽谤，引起公众对自己产生误解（详见本报2011年8月18日《张显，你多说了什么？》）。
微博上的张显，以受害者家属代理人的身份，曾博取无数同情，更激起许多人对药家鑫残忍手段的愤怒，并引发人们对药家背景的怀疑。
2011年4月2日，张显做客新浪微博与网友互动，谈药家鑫案，张显表示“绝对不要带血的钱，杀人偿命”。张显提及此次做客的经历时说：“一下子，火得很，这个微博也很厉害。现在有粉丝两万多人。”
2011年4月23日，张显连续发了数条微博，质疑药家有军方背景、有四套房产等等。网络的汹涌民意被掀起。
接着，在张显代王辉声明放弃药家的赔偿后，有网友发动为其捐款。
后来，“军二代”、“富二代”等传闻被证伪，随着药庆卫反告，舆论的风向突变，张显从正义的化身变成了造谣的骗子，面临千夫所指。
那些将他拖入官司的微博，张显称，都是转发媒体的报道和网友的说法，他只是没有去核实。当记者问受害者家属张平选，张显的微博言论是否与其商量过，张平选连连摆手回避，“他发什么我是完全不知道，我完全不懂。”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表示，正是由于张显的代理人特殊身份，网友认为他是最了解案件背后隐情的知情人、爆料人，让他的每条微博都有巨大的传播力。很多人甚至都搞不清楚张显是公民代理人，而直呼张显律师。
而作为张家代理人的“战友”许涛，在张显发质疑微博时，也曾劝过张显“不要这么过（分）”，却被张显指为被药家收买。
6月7日，药家鑫被执行死刑。紧接着，许涛的预感应验了，药庆卫以名誉侵权为由将“张代理”送上了法庭，要求判令张显连续30天在20家知名网站、报刊刊登不少于3000字的致歉声明，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元。
“律师是不能传谣言的，这么做，就有可能被吊销律师资格。”药家鑫的辩护律师路刚甚至认为，公民代理人不专业、不理性，本应该全部退出诉讼领域。
截至2012年2月22日下午3时，一向高调的张显新浪微博，最新的一条信息发布时间显示为2月13日。现在张显对媒体选择了躲避。
2月20日上午，南方周末记者在办公室堵住了张显。其间，他接了两个电话，均是一名“陌生又熟悉”的男子打来，指责他造谣，没有资格当老师，语气不紧不慢。张显起初强装冷静与之辩论，几句之后，就气得拔掉了电话线。“这个男的已经打了好几天了。”近期他每天都会接到很多此类电话，为此，他还换了手机号码。
以代理人制代理人
药庆卫的代理律师兰和称，由于不堪骚扰，他转为“地下”工作，另请的公民代理人可以不受那么多的压力，而且此人恰是张显在网上的敌手。
作为药庆卫的代理人，马延明与张显的首次交手不是因为药庆卫案。
“淡泊”是马延明在腾讯微博的账号。早在2011年6月2日，马延明就在腾讯网上撰文批评张显而交恶。后来两人都转战新浪，马延明的网名改为“嘶哑老汉”。
“我为药庆卫感到悲哀，居然找这么个人做代理。”张显冷笑。在代理药庆卫案前，马延明名不见经传，只是一个关注药案的热心网友。
据马延明自我介绍，他是一名自由职业者，1990年法律本科毕业，在西安市未央区某街道做过3年法律服务工作者，干过媒体，最后一份工作是网络电台，不过已于2011年6月20日关闭。之所以关张，马延明称原因之一是客户老是接到张显的骚扰电话，但张显矢口否认这一说法。
2011年6月，马延明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开除造谣生事的张显。时值张显评教授和副院长之际，最终，张显评选落败。
其间两人私信往来数天，双方都向记者展示了私信内容。马延明提供的私信达203条，而张显提供的则只有202条。
马延明几乎每条私信都唤张显为副教，当时张显的评选已经失败。张显强捺怒气，轻描淡写地答曰：“一副值千金。”但几条私信下来，张显终于被激怒，开始骂马延明“社会的祸害”，让他“滚”。“这根本就是个碰瓷的。”张显评价马延明。
一番唇枪舌剑之后，张显扬言要告马延明名誉侵权。2011年7月5日，马延明带上身份证，找上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号称要让张显去告。张显如临大敌。安全起见，他将马延明约在了学校保卫处见面，还带了一个学生。
见面时，张显却又笑脸相迎，头一句竟是：“哎，有啥告的，就想见见你。”两人在保卫科谈了整整两个小时，看着天色不早，保卫科的人要下班，才将两人赶走：“你们出去谈这个事，这个事跟学校没关系。”
当天下着小雨，两人在学校外又谈了两个小时。张显说三天之后起诉，最后却又不了了之。可仅仅一个月后，张显却变成了被告。当他在网上发现原告的公民代理人居然就是马延明时，不禁哑然。
马延明成为公民代理人，也颇为意外。据药庆卫的代理律师兰和介绍，他在代理了张显名誉侵权案后，受到张显支持者的无端骚扰，律所承受了不小的压力。
“他们每天骚扰律所，到处告状。和一群不使用同一规则的人战斗，我感觉特别无奈。”因此，兰和一改在网上高调批评张显的作风，转为“地下”工作，并找到了马延明做公民代理人。
马延明这个公民代理人，是否就会使用同一种规则来反制张显？兰和说，这一策略是不得已而为之，推出公民代理人之后，双方力量均衡。就拿骚扰律所来讲，因为马不是律师，身份自由，就不会受到那么多压力。
随着开庭时间的一天天临近，张显坐不住了。他连给药庆卫打了五个电话，请求和药庆卫和解，却被药庆卫将电话录音挂上了微博：“只要愿意和解，我给您跪下都可以。这把年纪了，伤不起……”
张显的求和并未阻止开庭的临近。怪事再一次出现了：2011年11月10日，就在名誉侵权案质证的前一天，马延明被警方带走了，原因是有人举报他要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搞爆炸，要炸死张显。
西安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甚至还成立了专案组，到张显的学校了解情况，派警察保护。此事最后也不了了之。马延明十分肯定诬告他的人就是张显，但张显再次否认。
2011年12月29日，药庆卫名誉权案在西安市雁塔区法院开庭。马延明和张显再次交手。双方的战火还从庭上蔓延到了微博上。经过名誉侵权案一役，“嘶哑老汉”的粉丝有5万，“西安张显”则超过10万。两人的微博都有上百上千的转发率，双方的铁杆支持者们也在网上互相谩骂。
终于，在春节之前，雁塔区法院的法官不得不将与双方约谈，希望双方不要进行网络的“口水战”，也不要过多的接触。“你要给法院的判决留一个相对的空间和环境。”法官苦口婆心地说。
代理人的代理人
雷捣主动担任张显被诉名誉侵权案的公民代理人，自称以自己的法律专业背景，绝不会像张显那样将自己“搭进去”。
网上清静了数日，过完春节的张显就在自己的微博上贴出了张家要20万的公告，再次掀起口水战。
紧接着，就出现了文中开头打架的一幕。
“这是张显急于为自己的名誉侵权案解套而策划的。”马延明说。他说自己的这一观点，可从王辉事发当天的言论得到佐证。王辉在接受上海一家电视台采访时面对镜头说：“他们想翻案，把我往死里逼，你不告我了，咱们一切了事。”
王辉对南方周末记者否认曾经说过这句话。即便是记者掏出笔记本，将那句话一字一字地念出来，王辉还是摇头。
如今的他打点配送家具的零工，一身蓝灰色工服，工服上绣着“中联国际家居”、“阿穆特瑞家居”的红色字样。经历了“打架”风波后，他见到记者绝口不提20万的事情。
张平选被记者找到时，正在参加一个朋友的葬礼。一听到记者问是谁首先提出要20万，张平选极力澄清：“这事和张显无关。”
由于张显发微博惹上了官司，王辉直叹张显老师真可怜。“想帮他都不知道怎么帮。”不过总结自己的代理行为时，张显感觉良好，也没有觉得代理行为有什么遗憾的地方。“一个人在怀着遗憾的时候，这个人就老了，没有什么活力，我光向前看，根本不向后面看。”
打架闹剧以王辉被行政处理为暂定结局。面对南方周末记者，马延明承认当天拉着张显比较激动，“情绪没有控制好”，但他并不服这个结果。
2012年2月21日，马延明去公安局提交了一份行政复议书，要求“督促公安部门处理张显”。不过马延明强调，这是他跟张显的恩怨，与代理名誉侵权案无关。
而张显不再是一个人战斗，又一名公民代理人雷捣，张显被告的消息一传出来，他就主动在网上联系了张显，愿意帮张显代理。敢在敏感时期冒舆论的压力接下这单案子，雷捣的理由是：“我不同意张显的做法，但也不忍心看他成为公众站在道德制高点的箭靶。”
与张显和马延明高调的风格迥异，雷捣从不在网上露面，也不轻易接受记者的采访。同是公民代理人的雷捣认为自己有法律专业的背景，能打好这场“官司”，绝不会像张显那样将自己“搭进去”。
打不跑的“土律师”
职业公民代理人业务如此繁忙乃至“黑律师”泛滥，除了正规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不足之外，或许还可以换个角度想想：为何有那么多劳动纠纷案件？劳动监察部门平时在做什么？
“假律师、黑律师、刁民、职业代理人、公民代理人，随便你怎么叫我都行。”谭英万递上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这当然不是一种职业。但谭英万——最高学历只是小学五年级的前外来打工者，却以此为生。7年来，他经手了一千多宗案子，并亲自为三百多宗出庭。为了“繁忙的业务”，他还买了一辆12万元的轿车，并配了一名助理。
许多职业代理人的出现与谭英万的经历相似：从自我维权转为替人维权。2004年至2005年，谭英万的生计三次被打碎：先是小餐馆仅有的7斤猪肉被畜牧兽医站管理人员没收，理由是“跨区卖肉，无检疫证明”；辗转到东莞开小吃店，又跟市场老板闹起租赁纠纷；积蓄耗尽后上街卖甘蔗，三轮车却不幸被城管没收。
投诉无门，谭英万打起官司，但没有钱。他自学法律，自己出庭，意外的是，三场官司——包括状告政府，他获得全胜。现在谭英万回忆起这些“事迹”仍颇为得意，自那时起，他成了老乡眼里的法律专家，还因媒体的报道一炮而红，虽然不太情愿地被称为“黑律师”。
谭英万的助理叫姚金超，今年28岁，2007年在东莞一家五金加工厂工作时遭遇工伤事故，截掉了右手三根手指。他当年就是拿着谭英万帮他做的方案找厂方协商，获得了十多万元的赔偿。2011年10月起，姚金超开始担任谭英万的助理。
按照中国法律，不具备法律执业资格的公民可以参与诉讼等法律服务工作，但并不许可其职业化。不过，自职业代理人群体出现，官方采取相对宽容的态度。
东莞市司法局局长郭瑞华2011年12月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称，“黑律师”群体是“大量新莞人对法律服务需求迫切的体现”。
据统计，在东莞，大约聚集了800万外来劳工，他们往往难以支付起高昂的律师费。常驻东莞的广东尚宽律师事务所主任刘开坛估计，这座位于“世界制造业中心”的珠三角城市，“职业公民代理人”至少超过100人。
他们的服务项目几乎完全雷同：代写法律文书、代催欠款和代理交通事故、工伤、劳动纠纷。这些服务项目有相对固定的赔偿标准和办案程序，一般公民取得一定经验后可自行操作，而职业律师往往不愿接手这些“低端”项目。
谭英万介绍说，目前东莞地区的职业代理人收费行情大概是：前期按办案天数收费，每天50到80元不等；后期若获得赔偿，会再提成百分之十到十五。这样收费与司法局规定的律师收费标准相比往往低很多。
“职业代理人有争议主要是在有偿的问题上。从行业管理和律师利益的角度讲，收费是不能接受的。依据律师法和社会治安管理条例，非律师身份有偿提供法律服务是不允许的。”律师刘开坛说。
在东莞，职业代理人收费是行业内公开的秘密，他们通常称之为“跑路费”。这群民工出身的“法律人”，“擦边球”其实破绽百出，尽管如此，由于对市场和政府职能的漏洞的有效填补，官方并未真正彻底驱逐职业代理人。
2008年劳动合同法出台，劳动纠纷剧增。谭英万平均一个月能接上三四十宗案子，当时经常需要上午、下午都出庭，有时还要请其他的公民代理人或者律师朋友帮忙。
不过自那时起，职业代理人的执业范围已被一步步收紧。2008年10月，东莞市政府要求在劳动仲裁和行政复议环节提高公民代理的门槛，严格审查代理人的资格；2009年6月，东莞对公民代理作出规定，要求普通公民代理案件必须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若与委托人非亲属关系，两年内代理案件不能超过三宗，并与委托人签订无偿代理协议。
“有时候我去仲裁庭次数多了，仲裁员就会警告我下次不要来了。”33岁的湖南人王河清说。2009年下半年，他打赢了自己和一位老乡的劳资纠纷官司，毫不犹豫地踏入职业代理人行业。
现在，王河清觉得自己踏上的是一趟“末班车”。早期的入行者，当时已开始“转型”。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谭英万把几乎所有需要出庭的案子都交给律师来做。现在，他手上有两三个律师，可以随时调遣。通过协商，这些律师降低费用标准，并给谭英万留出一些中介费。
早期积累的名气是“转型”成功的关键。谭英万平时的主要工作，已转为接案子，带着当事人跑材料，帮当事人和律师做沟通以及直接和企业谈判。律师刘开坛估计，在政府的严格限制下，曾经亲自出庭的职业代理人，超过半数已成为联系律师与当事人的职业中介。
职业代理人的生存空间遭到挤压，其实不是来自官方的各种打击手段，而是正规法律服务的扩大和政府主导的法律援助体系的健全。
东莞市律师协会公益委员会委员吕新建律师介绍，该市新任律师的数量每年都在迅速增长，目前执业律师数量已超过1000人，竞争日趋激烈。刚出道的律师为了生存需要，也开始从不太挑剔的低端客户中寻找客源，也有从职业代理人这里获取案源的情况。
律师赵明杰（化名）曾经帮谭英万出过庭，但他坦言，次数并不多，“因为东莞律师实在太多了，而且法律援助覆盖面也很广”。
东莞市司法局法律援助办公室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从2007年10月开始，该市的法律援助机制已覆盖了所有32个镇，而且门槛不断降低。2011年，东莞市司法局规定，劳资纠纷和工伤类案件的当事人不再需要当事人提供经济困难证明，同时把开具经济困难证明的单位级别从县民政部门降低到村委会和工作单位。
即便如此，职业代理人仍有需求。“有些当事人材料不全，没有用工合同或者停工证明，法律援助处不能受理。但是公民代理是一对一的，会带着当事人去跑材料，和工厂谈判。”东莞市法律援助处的工作人员说。
现在谭英万还和四家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其中，离谭英万家住处不远的一家纸品印刷厂还和谭签了每年一万五千元的年薪协议。
对于这群特殊“法律人”如何管理，依然是官方头疼的问题。由于未经专业训练，且缺乏行业自律和政府管制，一些职业代理人伪造证据、专事风险代理，甚至欺诈当事人冒领赔偿金，严重损害当事人权益。
2011年12月，东莞市司法局专门成立了“法律服务稽查队”，联合工商等部门打击不具备律师执业资格，却以律师的名义从事诉讼代理的“非法法律服务人士”。东莞市司法局表示，执法遭遇很大困难，更面临法律依据不足尴尬，但拒绝透露详细情况。
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曾建议，采取一定程序把职业公民代理人“收编”在工会等部门，把他们组织起来参与、协助政府机构或专业律师的农民工维权工作，按维权业绩支付报酬，这样有利于把积极力量发挥得更好。
虽然曾被送进过派出所，但谭英万自称多年来与当地司法机关关系不错，因为他有“一颗和谐的心”。他评价最近成为新闻人物的张显：“这种人不爱和谐”，一旁的助理加了一句：“很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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