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周年后,看蒋经国的执政特色
2411 人阅读 日期:2009-01-14 16:54:15 作者/来源:颜昌海
2009年元月13日,是台湾故“总统”蒋经国逝世21周年忌日。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一早率4位副主席和党务人员前往桃园大溪头寮谒陵,他代表全体党员献花及率领行三鞠躬礼,并到灵榇俯首追思,表达对蒋经国的怀念。
面对全球金融风暴、经济环境恶劣,吴伯雄说,现在“国家”最需要的是蒋经国当年廉洁、勤政爱民,遭遇困难时团结一致、突破困难的那种斗志和精神。
“总统”马英九,也于上午至桃园头寮陵寝致祭,并在灵前停留凝视遗照许久。 大家都知道,蒋经国在“行政院长”、“总统”任职期间,经常下乡;有人统计过,一年365天,他下乡每年超过200天,超过200次;他下到地方上去,真正去了解民间的疾苦。他常常去问菜价、问米价、问日常生活用品的价钱;发生了水灾、风灾,他亲临现场。所以,作为蒋经国的隔代继承人,他在蒋经国灵榇前停留约10分钟后就离开,效法蒋经国的亲民作风,前往大溪老街购买地方特产,“刺激消费”去了。
蒋经国是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不像他父亲是一个时代大人物,而是一个看起来只是中等以上的人才,但台湾民间对蒋经国的正面评价,却远远超过了他的父亲蒋介石。
这一点对大陆人来说,可能比较难以理解;人们比较崇拜一个英雄或崇拜一个强人,老蒋虽然战败了,但不失为一个叱吒风云的人物。这是因为,尽管对蒋介石的宣传基本负面,但通过宣传也能帮助人们认识和了解到蒋介石;但对蒋经国,大陆的媒体却很少报道和关注,蒋经国对大陆人来说,遥远而且陌生。
蒋经国,于1910年出生在浙江奉化,十五、六岁的时候,他跟当时许多青年一样,对于社会主义十分醉心,前往苏联留学。当时国共两党都热衷于进入莫斯科的孙逸仙大学(中山大学);蒋经国也不例外,他跟邓小平,是前后期同学。
毕业后,他进入了俄国工厂,还曾发配到西伯利亚,生活各方面都很困苦。抗战爆发后他回到中国,当时他父亲已是全中国的领袖,政治地位如日中天。蒋经国作为他的长子,很快就进入了政界。
回国后,他曾经在两个地方工作过,一个是江西,一个是上海。在江西时,他做赣南行署专员,有声有色,声誉显隆;其在赣南时期之反腐败,反贪污及禁嫖,禁烟,禁娼等等清政,足令时下两岸官员汗颜。但是,到了40年代中后期在上海惩治贪污腐败,却受到一些皇亲国戚的阻碍,折戟沉沙,留下遗憾。
国民党战败后,蒋经国随着父亲到台湾。到了台湾,他从掌握军队中的政工工作开始做起。几年之后,他接掌了“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接着在“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国防部”任职;最后担任了“行政院”副院长、“院长”。1978年,就当了“总统”。
蒋经国在“行政院长”、“总统”任职期间,形成了他显著的执政特色。
第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下乡亲民,为民办实事,解决实际问题。
蒋经国每年有超过一半时间,在台湾各个地方查访,了解民情。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经常会跑到一些偏远地区,为偏远地区去通电、建自来水……等等。他真正去帮地方做建设。
中国社会,做官通常是高高在上的。国民党政府在大陆打了败仗,退到台湾之后,在最初的那段时间给人的印象也是这样。台湾社会经过“2.28事变”,本省跟外省之间有了省籍隔阂;且国民党大多起用的是从大陆来的人,台湾本土人比例很少;所以给本土人造成的印象,就是国民党是外省人政党,外省人来台湾统治本省人,外省人高高在上。
等到蒋经国当政之后,他经常跑乡下,走到群众当中去,他表现出来的形象跟统治手法给人耳目一新的亲切感。蒋经国出访时,人数很固定,不多。他的随从还有一个特色,就是非常低调,一点都不跋扈;许多时候,一般百姓根本不知道蒋经国来本地查访,无意看到前方站了几个人,仔细一瞧,才发现原来“总统”蒋经国就在这儿。
他不喜欢铺张浪费的迎接大排场,然后站在中间或高处慷慨激昂,通常相当低调。而且,台湾很多人会很惊喜地发现,在消费的时候,突然发现咱们“行政院长”、“总统”就坐在旁边跟着大家吃面、吃饭或吃冰……等等。所以大家觉得他很亲切。
前台湾省主席的邱创焕曾回忆,蒋经国有一次到乡下去,就在当地吃牛肉面。那家店是一般的牛肉面店,卫生条件不是很好,筷子上停满了苍蝇。随扈一看了就说,得想办法帮他清理清理,就想把筷子拿去烫一下;蒋经国说不用,老百姓能吃什么,他就能吃什么。
其时,蒋经国的逸闻轶事还有很多;比如,夏天热,他就靠一部嘎嘎作响的老电扇解暑,部属看不过意要更换,他坚决不许换;周末,他独自一人驾驶吉普车,没有任何随从,随随便便到田间地角和农民拉家常,助收割;遇到要搭车的军官,必收一定油钱交公!……
第二个显著的特色,就是廉洁、朴实。
针对当时台湾官场的不良风气,蒋经国制定了“十大守则”,对于当时的官场起到了一定的震慑、肃贪和廉洁作用。其中包括:各级政府除非特别必要,不可以修建办公房舍;对于官员的出国考察从严审核;官场之间不得随便邀宴;公务员不能上舞厅,不能上酒家,不得接受馈赠,不得浪费公帑,等等。
在廉洁方面,蒋经国还有一项非常著名的措施,就是他当“行政院长”的时候,曾经提倡“梅花餐”。当时台湾社会慢慢变得富裕,许多人有了钱后,开始讲究吃穿。据说,当时台湾一年下来,能吃掉一条建设高速公路的钱;所以他主张节约,在吃的方面不准铺张浪费,大家吃“梅花餐”。官场上或官员自己有什么婚丧喜庆请客,不能超过十桌,每桌都是“梅花餐”。什么叫“梅花餐”呢?每一餐五样菜,摆起来像梅花的五瓣一样,中间一个汤。这个规定下来,你再怎么想铺张,也很有限了。
这些事情,至今令台湾老百姓印象深刻,怀念感戴。
在住的方面,蒋经国也力行简朴。他不住官邸,他住的地方叫“七海寓所”。“七海寓所”原来是盖给美军顾问团用的,移交之后,他就选了一间住下来。“七海寓所”一楼是接待来宾或开会的场所,二楼是他平常的客厅跟起居地方。不管是卧室或客厅,陈设都非常简单,没有什么豪华的装饰品,生活非常简单。
他卧房当中,只有一个医疗用的床,旁边有一张轮椅;因为他去世前些年患有糖尿病,很多时候出入是用轮椅代步。其它,床头摆一些他喜欢看的书,譬如,俄文本的圣经,那可能是他太太方良女士看的;再譬如像《贞观政要》、《四书》、《易经》、《唐诗三百首》、基督教的《荒漠甘泉》等。
第三个显著的特色,就是重经济、重基础建设;经济眼光长远独到。
蒋经国任内对台湾经济的贡献,今天仍为多数民众所津津乐道。他将一千多美元的平均国民所得,提高到五、六千美元,把台湾经济带到了一个起飞阶段。
蒋经国时代经济能够起飞,主要得力于“十项建设”的成功。
当时台湾在现代工业化的过程当中,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商社会发展,到这一定阶段的时候,政府必须介入来解决这瓶颈,才能让民间的经济活力继续发挥;蒋经国就在此刻适时地扮演了这个角色。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到80年代所完成的“十项建设”,基本上就是基础建设,这十项当中,六项是交通运输建设,三项是重工业,一项是能源建设。
一号高速公路(中山高速公路),就是他当时兴建的;南北纵贯铁路、北回铁路、中正机场、台中港、苏澳港也都是当时的建设,另外还有一个是造船厂,一个是炼钢厂,一个是石化工厂。当时很多钢品、钢材从国外进口,来源不一,规格跟品质参差不齐,蒋经国决定建设一座炼钢厂,将进口的原料在台湾本地一次炼出来,形成一贯作业。石油化学工业虽然不是他创设的,但却是他积极推展的项目;能源项目即核能发电,最早的这些发电厂,都是在他手上完成的。
除了这“十项建设”之外,他在担任“行政院长”时期认为,台湾要发展,一定要有一种前瞻性的眼光,选对一个产业,而这产业不但要符合世界的潮流,还要能带动台湾经济发展。当时台湾选了纺织工业,后来选了石化工业;当这两个工业慢慢没落的时候,他必须花脑筋再选龙头产业;最后他选出来了,而且选对了:电子业。现在回顾,当时他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台湾也就是靠了他的这项决策,才能走到今天而屹立不摇。
第四个显著的特色,就是非常注重实际,提高行政能效。
在这方面,当然有人讥笑他读书很少,没听他讲过什么大道理;事实上,他出生动荡年代,从小出国受苦,环境不允许他读很多书、背很多书;不过,虽然他不掉书袋子,没讲过什么大道理,但他讲的都是很实在的、跟一般老百姓生活非常贴近的语言和道理,不事夸夸其谈。所以,他的用人哲学,也比较着重技术官僚和行政官僚,像李国鼎、孙运璇或俞国华等人,都在行政方面能力很强,都能沉得下去,去解决实际问题
第五个显著的特色,就是重用本土人才,弥合族群矛盾。
蒋经国主政前期,大量地启用本省籍人才,这些人士对台湾后来的政坛起了很多正面的作用。承前所述,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从大陆上带去了很多干部,这些干部大部分是中国各个省份的。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时候,蒋经国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开始有意的拔擢本土的精英进入政界。当时比较有名的,譬如说像林洋港、谢东闵、邱创焕,乃至李登辉,都是被他刻意拔擢的。这些人有些担任到省主席,有的担任到“院长”级的人物,最后李登辉还当上了“总统”。
现在,我们谈蓝绿矛盾和冲突,一般都将症结归咎于李登辉、陈水扁和民进党;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根本的问题,是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所实施白色恐怖所留下的后遗症;而李登辉、陈水扁和民进党,为了私人的政治目的,刻意扩大和加剧这种后遗症的效果,使得台湾变成如今摸样。
1970年4月24日,正在美国访问的蒋经国抵达纽约广场大酒店,当他在护卫人员簇拥下走近酒店正门时,突然一人在蒋经国身后不足10米处拔出手枪,大叫“为台湾人报血债冤仇!”紧挨刺客的美国警察闪电般托起其手腕,子弹偏高射入墙壁,刺客未及开第二枪,就与同伙被一起制服。刺客是康奈尔大学社会学的博士生黄文雄,他的父亲,一个老实巴交的公务员,在白色恐怖中入狱。黄出国留学后,迅速成为“台独联盟”成员。
当时,蒋经国神态从容镇定:“这些怀有异见的人,他们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向我陈述,我一定接见。至于这两个被逮捕的无知青年,我希望美国把他们释放。”美国法律成就了蒋经国的仁慈,两个被捕者不久就分别以10万美元和9万美元保释。
但4·24枪击事件的巨大刺激令蒋经国终身难忘,这是他平生最危险的遭遇。很长时间后,蒋经国还会对周围的亲随自言自语,“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蒋经国开始反思。自国民党政府迁台后,经过20年努力,台湾迅速从一个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人民生活水准随着经济发展有了巨大提高,而且这个巨大成就并未伴随剧烈的贫富分化,基本上做到了均富。台湾本省人、外省人有深刻心理裂痕,但在威权统治下并未有明显显现,台湾人还有什么不满足的,竟然到了非要置他死地而后快的地步?!
4·24枪击事件是台湾政治史上一个分水岭。蒋经国听懂了台湾本省人的声音。
第六个显著的特色,就是顺应历史潮流,开创民主政治。
上世纪6、70年代,台湾经济慢慢起飞,社会开始变迁。当时台湾社会最重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中产阶级的大量浮现。根据研究,当时的中产阶级高到了百分之三、四十,也就是说台湾当时上千万的人口里面,大概有三百多万人属于中产阶级了。
这些中产阶级希望推动社会改革,于是越来越多的声浪要求一党专政的国民党开放政治,走向民主。蒋经国社会民情的掌握比他父亲要深入,当台湾社会出现了对民主化、自由化的要求的时候,他首先感受到了这一社会脉动。
我们并不知道蒋氏他们父子间进行了什么沟通,但事实是蒋经国主政前后,台湾民主开放的道路已经打开了;也就是从1968、69年开始,台湾进行中央级民意代表部分的征选跟补选。早年,雷震等外省籍知识分子要求民主,很快就能被平定;但70年代的中坜事件、美丽岛事件,一爆发就显示出其巨大的力量。事后查明,冲击军警和党政机关的百姓,虽属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但它背后意义,却是对独裁政权的深刻不信任。而且独裁统治,也面临巨大的国际道德非议;毕竟民主、自由是世界大势,只要居民能与外接触,民间的不满和外部的压力就无日不在。
江南命案后的国际谴责,令蒋经国思考。他专门询问英语翻译马英九,“戒严”一词在英语世界的含义以及观感,马英九答:“戒严”的英文意义是“军事管制”、“没有法律”。蒋经国连说:“我们没有这样啊”!蒋经国意识到,如果不行宪政,即使更亲民,更公正廉明,他要想做个守成的独裁者都不可能。
糖尿病的长期折磨和几十年的苦辛,早早摧垮了蒋经国的健康。处理完江南命案后,蒋经国先是视网膜脱落,接着下肢麻痹;生命最后两年里,蒋经国开始与时间的赛跑。
1986年3月,蒋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9月,蒋经国表示将解除实行38年的戒严令,并开放党禁,开放报禁。此言一出,岛内民运人士迫不及待地于9月28日集会,民主进步党成立。情治部门立即呈上“反动分子”名单,蒋经国未批,淡淡地说道:“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10月7日,蒋经国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Graham女士时,告知台湾“将解除戒严、开放组党”。10月10日,蒋经国在“双十节”发表要对历史、对10亿同胞、对全体华侨负责的讲话后,指示修订“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蒋经国说。
1987年7月15日,世界上实施时间最长的戒严令宣布解除,台湾人民真正拥有了自由组党、结社、办报办刊的权利。1987年12月25日,蒋经国坐轮椅参加行宪纪念日大会,此时他已不能说话。1988年元月13日,蒋经国病逝……
当天台湾,全岛鲜花销售一空,成千上万台湾人自发街头列队,向蒋经国致哀。
蒋经国未能完成与时间的赛跑,但他却赢得了历史。
马英九在《怀念蒋经国先生》一文中对蒋经国的评价也许最为平正:“我们可以说蒋经国是一位威权时代的开明领袖,他一方面振兴经济、厚植国力,一方面亲手启动终结威权时代的政治工程。我们崇敬他,就因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肆应变局,进而开创新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身影,不仅不曾褪色,反而历久弥新。”
2009年元月5日,马英九出席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20周年庆酒会时又说,元月13日是故“总统”蒋经国逝世21周年,缅怀蒋经国的最大贡献就是解严、开放组党与赴大陆探亲,对今日两岸和平发展有极重要的历史意义。尤其解严、开放组党是民主重要一环,因而后来有国会全面改选,总统直选四次,其中两次政党轮替,都是跨越历史的里程碑;去年美国总统拍贺电给他时就指,台湾是亚洲与世界民主的灯塔。
马英九指出,蒋经国开放探亲政策发展至今,衔接上近来的开放台海两岸直航交流,在两岸和平发展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在蒋经国辞世21周年后,作为大陆的中国人,笔者写下此文;一是纪念这为历史老人,二是回顾蒋经国的执政特色,有很多值得当代中国人深思的地方。
大陆也好,台湾也好,都是中国人的家园。对历史上为建设美好家园做过贡献、付出心血的前辈,我们都不应忘记,都应深情追思、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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