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是什么人害怕人民的监督和批评？
1985 人阅读 日期：2009-02-06 17:22:58 作者/来源：颜昌海
2009年2月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伦敦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主编巴伯的专访时，巴伯“特别小心”地问到中国未来政治体制的发展的问题：“在十年内实现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的直选？”，温家宝总理很坦然地回答，“我一直认为，公平正义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好像怕民主、怕选举，其实不然”；“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村级的直接选举，乡、县和不设区的市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县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但是我坚信，群众能管好一个村，就一定能够管好一个乡，一个县，也就能够管好一个省。但要按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具有自己特色的民主方式，循序渐进”。
温总还斩钉截铁地说：“一个政府不应该怕人民，应该创造机会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
然而，国内就是有那么一批人，见到“民主”二字，就恼羞成怒，就破口大骂，就找种种理由在民主前面冠上“西方”的。他们总是故意忽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民主的基本内涵，而总是玩弄什么“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的文字游戏。这种文字游戏已经越来越被人识破，也越来越没有市场。
那么，到底是一些什么人，如此害怕民主，如此阻止中国的民主进程呢？
最近，笔者看到一篇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博树博士的访谈，对此进行了较深刻的解答。张博树博士认为，中国出现的权贵资本，成为中国实现民主的障碍。
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结果，是产生了新的有产阶层；他们自然产生对政治权利的要求，从而加深了民主化。按照正常的社会发展，有财产的阶层自然会要求法律保护自己的利益，所以自然会要求参与政治。这是许多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共有的经验。然而，中国的现象很有趣：中国的有钱人在保护自己利益过程中不大胆，他们宁愿同官僚结盟，和权力结盟，通过不光彩的方式追逐利益、保护自己的权利。
张博树说，这涉及到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中国制度到现在产生的许多问题，都能够在历史上找到答案。需要站在历史大的尺度上，回顾整个过去，至少100年，中国在现代化的制度转型中遭遇的种种困境。跟欧洲的经验相比，中国发展有自己的特殊性。欧洲现代化进程是相对平缓和自然的，特别是英国。从英国议会民主制度建立的过程来看，当初是取得经济实力的新兴工商阶层要求从王室和贵族那里分享政治权利；而中国的新富阶层的类似的政治诉求，是从权力垄断者那里要求分享权利。
中国经过具有“天下”观念的华夏帝国的阶段进入现代，自19世纪来出现逐渐落后的趋势。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借鉴和吸取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并且借鉴了俄国10月革命的经验，开展武装斗争，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张博树认为，经过60年，今天回头看，当初的选择从历史哲学的意义上看是错误的；但是从建立强大的国家，统一的民族的民族主义角度看，若历史上没有这种选择，中国可能仍然处于四分五裂，也不可能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体系。
张博树认为，在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尽管国民党搞过军政，训政，宪政，也搞过一党专政，但是毕竟孙中山和国民党还是要尽力建设一个宪政中国。而后来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宪法，在实际生活中则不具备应有的权威。
根据经济决定论的某种解释，欧洲民主发展是一种经济发展决定、“自动”实现的过程。而按照张博树的说法，中国宪政改革遇到的阻力，来自得益于经济发展的权贵。
对此，张博树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源在于政治体制；这种体制使公民，包括有产阶层，找不到表达自己意见的渠道，他们也缺乏合理保护自己利益的手段。张博树认为，人们希望社会转型能够是相对平稳、理性的过程。如果能够理性平稳进行，那么执政者就占据很重要的位置；要使他们意识到转变的必要性，认识到转变符合历史规律，他们如果能因势利导，顺应历史，再好不过；这种自上而下有意识推动政治改革的进程是个更理性的过程。但这只是这种转变过程的一个方面，现在还不能明显地看到上述情况能够出现。所以张博树认为这时候就需要另外一个过程，即现在人们所看到的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民间有必要推动社会往前走，对当政者压力，推动当局进行宪政转型。“朝野合力，实现公民都有表达，保护自己利益的合法渠道”。
近来，有西方评论人士认为“中国的专制”是所谓的“反应性专制”，具有很高的适应能力，有时候他们的反应速度甚至超过一些西方民主政府。但张博树对中国专制是否独特到如此地步持保留。他说，如果说这些年，中国政府对民间要求和行动作出反应，我们应该看到这种进步；但很难说这些反应就足够迅速。
很巧的是，巴伯在访问温总理也提到类似问题，说“30年以来，很多人说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可是现在他们恐怕要转变观点，很多人说只有中国才能拯救资本主义”；但温总理立即回答道：“我不这么看。我头脑是清醒的。因为我们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我们要走的路还十分漫长。如果你到中国东部的城市，和伦敦差不多。但是你到中国的西部地区和农村，差距就很大。我坚定地认为，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就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权贵资本拥有者，一方面在国内制造种种理由，阻止中国的民主进程；但另一方面，却千方百计将自己的金钱和家人送到他们嗤之以鼻的“西方世界”。而这，已经不是秘密，执政党也对此有着深刻的了解，并在党内进行制度约束。比如，2009年1月14号在京闭幕的中纪委17届3次全会的会议公报中，有这么一段文字：“落实领导干部配偶和子女从业、投资入股、到国(境)外定居等规定和有关事项报告登记制度”。
我们知道，中国的有钱人，纯粹靠勤劳、智慧求得巨额财产的人，有；但不多。在前几年，中国舆论就开展过“富翁原罪”的声讨；一般认为，中国富翁的财富积累，靠转型期中国法制的漏洞和对官权的金钱交易，换取财富的暴发。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不明来源”的财产，触目惊心。所以，中国官员在国内做“裸官”、妻儿居海外的“一家两制”的现象越来越引起关注。一些官员，自己暂时留下当“社会主义的官”，把妻子儿女送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申请“资本主义的绿卡”，为将来外逃留下后路。虽然中央要求官员申报财产以及配偶的相关情况，但是中国法律专家认为，执行起来难度很大。
新华社的《了望》新闻周刊援引专家的话说，“官员‘跨国家庭’的存在，不但为部分贪官提供了外逃的捷径，给我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也使我国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处于不利状态，有损国家和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应引起广泛而高度的重视”。
这种利用“跨国家庭”出逃的贪官案例近年来屡屡被中国媒体曝光。比较著名的案例有：2008年6月28日，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和玩忽职守罪，判处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万。庞家钰的妻儿，早在他2002年权势如日中天时，就已悄然移民加拿大了。根据中国商务部2004年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8年年底的一篇报道援引中国学者的估计数字是外逃贪官1万人，带走资金大约1千多亿美元，相当于8000亿人民币。
《了望》援引北京一位市民的话说，“一些领导干部，在台上高谈阔论爱国，但其配偶子女却拥有外国籍或绿卡。脚踏两条船，身穿‘救生衣’，随时准备弃船而逃，老百姓有权质疑他们是否真的爱国”。中国官方媒体承认，这种官员“一家两制”的做法，撼动公众对官员的信赖基础。这个问题早已引起中央的重视。2007年1月，中纪委16届7次全会部署反腐败斗争后，中央首次大规模对副处级以上官员进行情况普查，并且试点让官员填表申报自己的收入及其配偶、子女的情况。当时，上海政法学院教授章友德认为，这些措施还有局限：“这种让县以上的干部所填写的表格本身就有问题。第一是主体太窄。当初规定的是县以上的领导干部。现在我们知道，所有掌握公权力的领导干部都有可能滥用权力。第二，申报的程序。假如我不公开，你能怎么样？我不公开，你也不能把我怎么样。既没有纪律处分，也没有合适的检查，也没有曝光的能见度。我不公开，不但不冒道德风险，也不承担法律责任。”
一些专家指出，一旦贪官逃到国外，想把他们引渡回中国，非常困难。应在全国、本部门、本地区的互联网上和其他大众媒体上把官员的申报情况公布，让公众进行实时监督。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伦敦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主编巴伯的专访时，向全世界公告：“我们正在进行的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这两个方面都是重要的。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也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保障人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力。”
当巴伯提出“进一步拓展民主，提高民主的水平，让人民可以发表不同的看法”建议时，温家宝毫不犹豫地予以肯定：“是的，一个政府不应该怕人民，应该创造机会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
当然，民主，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执政党内，也在着力党内民主发展的问题。胡锦涛和中央领导人就一再提到党内民主的问题。有人说，具有7,000万党员的中共如果实现了党内的民主，那将是一个规模大过许多国家的民主（许多民主国家的总人口不及中共党员的数量）。党内民主化，成为中国宪政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
专家认为，中国的民主需要多种力量推动，其中应该包括党内因素，体制内的变化。但仅有党内民主，体制内变革是不够的，这不足以解决中国的民主问题。
公民社会和党内民主、体制改革应该结合起来，公民社会发展，对党内民主、体制改革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些年，随着公民社会发展，民间力量成长，中国的民主进步，有目共睹。然而，权贵资本、金权勾结的既得利益者，不会让民主的力量顺利成长。为阻碍中国民主进程，会花招百出、伎俩用尽。最有用的手段，就是运用手中的权力，一方面时刻压制民众的权力诉求，一方面利用各种机会打击党内、体制内的民主力量。
所以，笔者认为，民主进程，也要靠人民的监督来推动；那么，是什么人害怕监督和批评？很明显，是那些权贵资本、金权勾结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不仅有很多冠冕堂皇的口号，而且还有很多卑劣的手段。对此，人民应该有足够的清醒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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