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江：“封口费”新闻腐败，有些媒体堕落了
1807 人阅读 日期：2008-11-18 17:54:59 作者/来源：腾讯网
11月14日，由腾讯网、中共成都市委市政府联合主办，腾讯新闻、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香港大学、传媒杂志协办的“2008影响中国媒体论坛”在成都举行。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主任展江教授作客深度“对话”，他认为，08年中国媒体就像整个中国社会一样有了一些积极地变化。而这种变化，中央政府在其中起了主导性作用。同时他还认为，除政府信息公开外，还应加强新闻立法。他认为，传媒领域基本上是“法外”领域，尚处于“人治”阶段，应提高新闻从业人员的自身素质，防止新闻腐败的滋生。
一方面就是说有一些媒体已经习惯于替地方官员歌功颂德，而不愿意去做一些舆论监督的报道、评论；另一方面就是有些媒体堕落了。像“封口费”，山西的地方记者蜂拥而至到可能出现的地方，像各种煤矿，或者是其他一些企业敲诈勒索。
揭露记者排队拿“封口费”的《西部时报》戴姚军，举报山西另外一起溃坝事故的《瞭望东方周刊》的孙春龙，还有最早点出三鹿奶粉三鹿集团名字的上海《东方早报》的简光洲。他们是新闻界其中的佼佼者，是记者的榜样。
刚刚抢救出来，进行紧急抢救不久之后就要接受采访、拍照，而且这样的人最后去世了。很难证明是媒体造成了他们丧失生命，但是媒体这种行为一定是要进行反思甚至是要接受批评的。
展江教授提及08年度业界表现突出的记者
《东方早报》简光洲：最早点三鹿奶粉名 《瞭望东方周刊》孙春龙：揭发溃坝瞒报事故 2008影响中国媒体论坛
在政府主导下，中国媒体正发生积极的变化
在四川地震中，我们看到中央政府，特别是温家宝总理在第一时间到了灾区，而且他对国内外媒体采取了非常配合、非常开放的态度。这一下子让国际媒体感觉到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很好的变化。
芬芬：很高兴邀请展教授来到我们这次“2008年腾讯影响中国媒体论坛”的系列访谈节目中。您能不能以学者的身份谈谈2008年这一系列大事件？您怎么评价媒体今年的表现？
展江：今年确实是一个应该载入历史的年份。今年发生的大事件非常之多，当然通过现在非常发达的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的报道和传播，越来越多的人受到这些事件的影响，互联网也好、传统媒体也好，在其中都扮演了非常突出的作用，当然也包括今天在开放的环境之下，外国媒体、中国媒体、中国的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之间非常密切地交往，也包括一些冲突。
应该说今年发生的这么多事情，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来不及认真地总结，只能做一个粗略的描述。今年的大事件非常之多，而且确实让人眼花缭乱。
传媒的报道确实让国人第一次这么密集地了解到了我们中国13亿人所处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包括我们的国际环境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有些变化是我们非常高兴的，有些变化让人痛心，有些变化可能也伴随着媒体和媒体之间的一些冲突。
当然现在举办过奥运会以后，现在来看国内媒体也好、国际媒体也好，现在大家都能平心静气地做一些回顾。
芬芬：今年对于很多媒体来说，也是媒体自身在“质”这个层面变化的一年？
展江：对。如果分为上半年、下半年，至少以5月份为界，我个人认为下半年以来，中国媒体就像中国整个社会一样有了一些积极的变化。
上半年首先是发生了雪灾，接着又发生了和国际媒体有关的像“西藏事件”，像“奥运火炬”事件，特别是这两个事件一度让中国一部分国民和媒体，包括政府和西方国家的媒体之间形成了一种非常紧张甚至是对立的关系。那段时间也有很多人在担心，下半年我们毕竟还要举办奥运会，而且今年还要庆祝中国改革开放30年。
在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我们应该和国际社会主要的成员或者是越来越多的国家，保持一个正常的或者是友好的关系。但是通过媒体所传递的信息来看，关系还是比较紧张的，“四川地震”以后这个情况有了根本性地改变。
这个改变，我觉得首先应该看到中央政府在其中起了主导性的作用。
在四川地震中，我们看到中央政府，特别是温家宝总理在第一时间到了灾区，而且他对国内外媒体采取了非常配合、非常开放的态度。这一下子让国际媒体感觉到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很好的变化。
所以正像《泰晤士报》北京分社社长马珍女士说的，“出人意料的新闻开放，令人惊讶的秩序井然。”
当然在5月份四川地震的时候，我们政府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国际和国内的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际社会对我们原来那种看法。当然这个看法的形成是非常复杂的。
展江认为政府主导下的中国媒体正发生积极的变化，政府信息公开”任重道远 媒体立法函待出台
我们过去的社会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政府决策的依据人们不知道，政策决策对谁有利，人们往往也不清楚，政府花了多少纳税人的钱，纳税人更无从了解。
芬芬：为什么会非常复杂呢？
展江：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这几年虽然我们的媒体没有专门的法律，但是中国整个法制是在进步的，在今年5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就正式实施了。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它本来不是一个媒体法，但是它作为一个行政法，要求政府正常运作的大量信息能够公开出去，而把政府信息公开出去正是媒体的职责，所以媒体在其中也利用这样一个有利的条件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
我们知道今年涉及政府信息公开的事件非常之多，比如说从年初开始的“周老虎”事件。
这个事件虽然持续的时间很长，人们可能等得有点不耐烦，但是我们相信后来通过媒体逐渐对这个事件一步步地报道，包括司法部门的介入，最后处罚的情况应该说还是对全国人民有了一个交待，就是说造假者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后果必须承担责任，而承担责任必须通过法律的途径来承担责任。
这看起来也显示了法制的进步，但是在促进法制进步中，政府也好、媒体也好都是发挥了作用的。
芬芬：您刚才说到了政府信息公开，那今年对于媒体能够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除了这一系列事件对于媒体自身形成了一种挑战，是不是政府信息公开成为了一个非常核心的因素？
展江：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5月1号实施的，但是在去年4月份就已经公布了。
从去年年中开始，或者是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文字公布时候开始，国内媒体就做了大量的报道和评论，这样大量的报道和评论像国人传播了一个新的观念，什么样的观念呢？就是政府的信息公开应该成为一个常规，不公开、保密是一个例外。
我们过去的社会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封闭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政府是秘密决策的，是暗箱操作的，政府决策的依据人们不知道，政策决策对谁有利，人们往往也不清楚，政府花了多少纳税人的钱，纳税人更无从了解。
不少地方媒体基本上是围绕领导转“三不贴近”
以温家宝总理为首的国务院在推动政府信息公开方面非常积极，但是从地方政府层面来说，各地的情况很不一样。
芬芬：政府在这方面做了什么？
展江：这个“政府信息公开”这么一个观念的传播以及后来制度的逐渐形成，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保障媒体相关报道权和评论权的保证。
在这方面政府做了很好的事情。当然取得这样的成绩也不容易，而且我们看到不同的官员对于政府信息公开、媒体的采访权、报道权、评论权有不同的看法。
以温家宝总理为首的国务院在推动政府信息公开方面非常积极，但是从地方政府层面来说，各地的情况很不一样。
有的官员也和温家宝总理一样，要求当地的媒体主要报道社会生活中发生的重要事件，而不是围着领导人转，但是我们也发现不少地方媒体基本上是围绕领导转。
胡锦涛前几年提出“三贴近”，可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是相反的情况“三不贴近”。
另外，就是一旦发生一些天灾人祸，牵涉到人命安全这样的信息，往往地方政府不是积极地披露信息，澄清一些谣言，而是封锁信息，阻挠记者的采访，一方面让当地的一些记者无法工作；另一方面就是外地的媒体也很难来到他们所管辖的地方进行采访。
所以这种情况今年以来发生过多起，而且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像手机、博客这样一些新的传播形式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但我们也看到一些正常意见的表达，包括一些信息的传递，也受到了一些地方政府的遏制，因为他们出于自己的利益，不愿意把发生在当地的真实的信息，特别是和人民生活、生命有关的信息披露出来。所以说应该说今年以来，成绩和问题都很突出。
某些媒体的堕落：为地方官员歌功颂德领“封口费”
他们要么就是说和地方上一些不太好的组织和个人进行勾结，出去捧捧，各得好处，你给我吹捧，我给你钱，要么就是去敲诈勒索。所以败坏了新闻界的队伍。
芬芬：把该暴露的都暴露出来，也等于说是很好地通过大事件把媒体自身的作用放大的一个过程。
展江：媒体在得到社会肯定和赞扬的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
芬芬：有哪些问题？
展江：一方面就是说有一些媒体已经习惯于替地方官员歌功颂德，而不愿意去做一些舆论监督的报道、评论；另一方面就是有些媒体堕落了。
最近从我们不断得到的信息来看，像“封口费”，像山西这样的地方记者蜂拥而至到可能出现的地方，像各种煤矿，或者是其他一些企业敲诈勒索，以至于造成了非常可怕的一些后果，比如说排着队去领“封口费”，这样的媒体可能多达几十家。
当然这些媒体的具体情况有待核实，特别是个人的身份有待核实。
但是我对于现在有些说法还是持怀疑态度，比如说有人说是假记者在领封口费，我对此有些怀疑。
如果说真的是所谓的身份不具备的假记者去行骗的话，应该来说他的行骗是不容易成功的，而且那些想隐瞒信息的矿主、地方官员，我相信他们不会轻易给所谓的假记者发封口费的，因为假记者没有发稿权，不能进行正常的记者报道。
这里面的情况，可能更多的还是他们打着某一些媒体的旗号，以经营广告人员的身份实际上冒充记者，或者是在他们这样的媒体里面经营和正常的新闻采访就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
而这些企业往往离开了这种吃、拿、卡、要，甚至一定程度的欺诈勒索，他们也很难获得他们的经济收益。所以就造成了刚才说的“封口费”这样的严重后果。
据了解，“封口费”事件还不仅仅发生在山西。我们知道不久前，国家有关部门、河北省政府也披露了发生在张家口地区的煤矿事故，也有类似的情况。现在有媒体披露，当地一些老板花了2000万把当初有关的信息隐瞒住。
新闻界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情，而且有些记者作为个人有很好的表现，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揭露记者排队拿“封口费”的《西部时报》戴姚军，像举报山西另外一起溃坝事故的《瞭望东方周刊》的孙春龙，还有像最早点出三鹿奶粉三鹿集团名字的上海《东方早报》的简光洲。
这几个记者应该说在刚才讲的几类问题，一个是新闻界的腐败，一个是如中央开会所说的安全生产事故的披露，包括食品安全事故的披露方面做出了比较突出的业绩。应该说他们是新闻界其中的佼佼者，是记者的榜样。
同时我们也发现新闻界现在有不少败类在各地活动，他们要么就是说和地方上一些不太好的组织和个人进行勾结，出去捧捧，各得好处，你给我吹捧，我给你钱，要么就是去敲诈勒索。所以败坏了新闻界的队伍。所以有人说今年11月8号“记者节”纪念的时候，有些记者确实是令人称道，但是有些记者行为确实令人发指，所以说各种情况都有。
对地震报道中的一些手法应该反思甚至接受批评。
一般来说是要以不伤害个人的心理，不在伤痕上撒盐为准，比如说有些伤员刚刚抢救回来就拉着去采访，有的人在病床上还要他们回答问题，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
芬芬：您对整体做了一个盘点，谈了媒体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同时也把一些比较好的媒体人做了一个表彰。对于2008年比较核心的重点事件，像地震的报道和奥运的报道，大家都提出了一些不一样的声音，比如说地震的报道，大家会说会不会因过多负面消息的报道让我们产生一种心理恐惧，当然像奥运的报道，刘翔的退赛是的受众又对他有不一样的认识等等，对于这两个事件的报道，您觉得媒体呈现出来的信息有没有一些比较鲜明的特点？
展江：地震的报道我研究得不多，当然对于地震的报道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相信多数观众还是希望看到除了震情以外，包括当地老百姓实际的生活状况，包括他们的心理状况。当然你刚才讲的有道理，就是说特别是今年四川地震特别重大的自然灾害，对人心理的冲击、损害是很大的，所以记者笔下如何表述这种冲击、影响、破坏，我觉得是要慎重的。
一般来说是要以不伤害个人的心理，不在伤痕上撒盐为准，但是具体怎么拿捏，确实是需要经验的。
这一代比较年轻的记者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些重大的灾难，所以说在他们的报道和采访中不可避免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些伤员刚刚抢救回来就拉着去采访，有的人在病床上还要他们回答问题，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
但这里面也有不同的情况，有的是为了按照一些口径的要求做正面表彰的报道，把这些伤员得到救治的情况展现出来；有的确实是没有经验，他想披露更多的和地震相关的真情，但是可能无意中伤害了。但是我想这里面有经验和教训都可以总结。
总的来说，报道角度的不一样，报道内容的不一样是一件好事情，而且我们现在也很难证明因为怎么样的报道给当地人，特别是灾民造成了怎样的负面影响。
我们也听说过一些案例，特别是在个别情况下，一些伤员被地震压在废墟中很长时间以后，刚刚抢救出来，进行紧急抢救不久之后就要接受采访、拍照，而且这样的人最后去世了。所以当时这样的人完全是为了给记者完成任务被迫接受采访，可是他们的生命确实被剥夺了。很难证明是媒体造成了他们丧失生命，但是媒体这种行为一定是要进行反思甚至是要接受批评的。
传媒领域基本上是“法外” “人治” 媒体从业人员应有道德底线
我觉得媒体具有两面性，它作为一个“社会雷达”，其实能够监测我们所处的环境，他能够发出一些预警。这是他的好的功能。另一方面今天的媒体也无孔不入，也可能会伤害一些个人，伤害一些个人组织。
芬芬：您对于像通过这一系列大事件报道以后，中国媒体所呈现出来的非常明显的优势，同时也有自身存在的问题，您对于媒体有什么样的期待？
展江：我觉得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是媒体的社会环境，主要是说我们的当权者，我们的管理部门应该怎样对待媒体。我觉得媒体具有两面性，它作为一个“社会雷达”，其实能够监测我们所处的环境，他能够发出一些预警。这是他的好的功能。
另一方面今天的媒体也无孔不入，也可能会伤害一些个人，伤害一些个人组织，比如侵害别人的名誉，侵害别人的隐私，侵犯别人的著作权、肖像权等等。
我给的要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必须在法制上动脑筋，也就是说我们国家改革开放30年，在整体法制进程方面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很遗憾在传媒这个领域基本上是法外的领域，不受管辖的领域，或者说它是一个“人治”的领域。
要解决媒体和媒体、媒体和管理部门之间的我觉得法制是一个根本性的出入，也就是说除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样一些的行政法规以外，我觉得在中国应该专门制订《新闻法》，而且这样的呼声最近有所上升。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人民日报》在本月3号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这个作者是国务院新闻办的一个官员，他提出来要依法管理新闻事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方向，也就是说我们的官方，包括我们官方媒体都开始重视这个事情了。
在现实中我们发现出现这样的问题，往往是通过传统的办法来解决的，也就是说是“人治”的。
再看看我们现有所谓和传媒有关的法律法规，我最近上人民网查了一下，没有一部是法律，都是各个媒体主管部门自己制订的规定、条例、办法。
这样的规定、条例、办法有没有法律依据，这是很难说的，甚至有些可能还涉嫌和我们既有的《宪法》规定还有冲突。所以我觉得新闻法制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媒体内部怎么办？
我觉得一方面是所有的新闻从业者，哪怕你是从事广告经营的人，必须有基本的法制观念。你的行为必须接受法律的约束。
当然除了未来可能制订的《新闻法》以外，包括我们作为一个公民所遵守的基本法律，比如你不能动不动就去受贿，动不动就去敲诈，这样的东西都是底线。
另外一个是内部还要做一些专业性的培训和教育。专业性的培训和教育应该从几个方面着手，不能抽象地讲新闻职业道德，还必须配合相应的制度。
比如说在媒体内部广告的经营，广告和一般的经营活动应该和记者的采访、报道，做评论的人发表的意见有严格的区分。官方一直这么说。但是实际上做得很不好，而且应该说惩罚力度不够。
地方记者站是新闻腐败的温床
目前“记者站”的问题很多，尤其是北京首都的媒体驻各地的记者站，他们现在存在的问题特别多，而且往往是以两种形式出现新闻腐败：一种形式就是我前面说的“共谋”。
芬芬：能具体谈谈么？
展江：目前“记者站”的问题很多，尤其是北京首都的媒体驻各地的记者站，他们现在存在的问题特别多，而且往往是以两种形式出现新闻腐败：一种形式就是我前面说的“共谋”，进行一种利益交换，我替你扬名，你就给我弄钱，然后以有偿新闻或者是软文的形式呈现出来。
这样伤害的是媒体的公信力，因为它所刊登的东西，所播出的东西是观众、读者、公众不感兴趣的，只对一小部分人有利；另一方面就是我刚才说的有些媒体可能今天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也很难获得广告商广告的投放。
在这种情况之下，往往出下策，就是进行敲诈，比如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事情，某些所谓的记者自称自己掌握了别人的什么材料，然后给对方发个传真，然后给对方提出一个开价，你给我多少钱，我就把这个事摆平了。
芬芬：还是因为没有一个规范法制的制度。
展江：对。另外现在媒体聘用的人员本身就是有问题的，特别是地方记者站，他们聘用的绝大部分人不是从事记者工作的，而是从事赚钱经营的。这种经营又不是一种合法的经营，什么下三滥的手段都可以使用。
我们也可以想象，因为他们只是打着一个所谓的“中国旗号”、“中华旗号”、“华夏旗号”的什么媒体，其实他们在市场上是无竞争力的。所以我认为记者站的情况相当严重。我前两年写过一篇文章《记者站腐败的制度根源》，我认为这是制度性的腐败。
芬芬：现在您也希望《新闻法》能够尽快出台。
展江：对。
网络和传统媒体相比是此涨彼消
对新媒体的技术前景应该说非常看好，即便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网络使用者，我们也发现互联网在中国越来越强大。
芬芬：你是如何看待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包括网络媒体，像腾讯这样的媒体之间的合作，它们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
展江：我对新媒体的技术前景应该说非常看好，同时我在技术上又是一个外行。但是即便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网络使用者，我们也发现互联网在中国越来越强大。
这个强大表现在：
第一是，它作为信息来源，它的即时滚动，它的海量信息，这个是传统媒体没法相比的。所以应该说它和传统媒体相比是此涨彼消，传统媒体在一步步走向某种程度的衰退，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第二个就是互联网作为一种互动式的媒体，这种双向沟通的功能是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
这个现在体现的特别充分，比如说我通过一个博客发表一个观点、披露一个信息，马上引起很多跟贴。所以一个传播者和传播对象之间的关系瞬间就改变了，传播者变成了传播对象，传播对象反过来又发送信息，反过来变成传播者。
那么论坛也好、QQ群也好这样的传播功能，包括像德国一个大学所说的“公共领域功能”特别强大，特别是现在遇到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事件，首先是获得信息，其次是一边正在获得信息，一边大家正在关注，同时发表意见。
这样的公共领域就不断地生成、不断地发展、不断地壮大。而这种公共领域如果能够在一种比较理性、比较平和的状态之下大家所探讨的问题一定是超过个人利益的重要的议题，而且这种探讨对于认识这样问题的复杂性，解决这样问题的必要性，我觉得都非常重要。
而且我们现在也了解到，不同的政府部门现在主要是从互联网上了解民间对一些问题，包括一些特别热门问题的看法，如果没有互联网作为一个信息渠道的话，今天所谓的“舆情”，我觉得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是很难了解的。所以互联网今天这个功能是太强大了。
当然腾讯也是异军突起，特别是最近几年你们在很多新的技术方面，特别是在QQ方面，我知道，在年轻人中已经形成一种新的传播形式，可能以后会变成一种少有的或者是唯一的传播形式，但是可能以后技术还会有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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