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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之间的热情与冷淡


1221 人阅读  日期:2008-6-29 9:24:59  作者/来源:谭中


6月18日新德里《印度教徒报》头条新闻报道印度塔塔通信公司已与中国企业通信公司签约,收购后者50%的股份,同时登载印度政界名人兼“中国通”斯瓦密(Subramanian Swamy)的文章《用超越边界纠纷的眼光展望》。斯瓦密在文中写道:“从许多意义上来说,印度和中国是天然的伙伴,是有很长边界的邻国。它们和平地、正常地进行了五千多年的文化和宗教交流,只有1958至1978这暂短的20年例外。”他说:“没有任何洲的任何这样大的邻国有这样长的和平共处与文化交往。”

斯瓦密和我是多年熟识,他属于西方所形容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类型却对中国一贯友好,平生敢说敢为,当过国会议员和部长,多半时间是“异议派”。斯瓦密的历史观点和另一位印度友人、商务部长兰密施(Jairam Ramesh)的相同,这也是后者发明英文新字“Chindia/中印大同”的动机。《联合早报》3月3日刊载拙文《中国和印度应该紧密合作》被中国《草根网》转载后,有位读者评论说:“Chindia这个字很丑陋,中国不但被去掉尾巴,读音也变了,对我中华大不敬!印度则原样保留。”这是一种误解。

斯瓦密文章的观点

从“零和游戏”观点来看问题就会认为“Chindia”由“Ch”和“india”两个部分组成——“保留”了印度、“割切”了中国。但从“双赢”观点来看,“Chindia”所包括的是“Chin”和“india”,这儿“in”的重叠,正是代表社会科学文化交往研究所注意到的“文化重叠”现象,通俗地说,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至于读者说到的“China”的“读音也变了”,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China”这个现代英文字起源于古代梵文“cina”(其“i”读短音,古代中日高僧到印度听到印度人称中国为“cina”,便把它译成“支那”,不包含贬义)。我热爱而且极力推广“Chindia”这个概念,因为它既是理想、又是现实(我和家父两代人都生活在“Chindia”这个世界里),能把两大文明相互包容,能使当代两个人口超级大国紧密团结、切磋琢磨、取长补短,共同变成经济超级大国。

我认为6月18日《印度教徒报》这张报纸生动地反映出当今中印关系中的“热情”与“冷淡”互相衬托。印度塔塔通信公司和中国企业通信公司结合是中印合作“蜜月”的事例之一。哈佛大学教授、印裔学者侃纳(Tarun Khanna),最近新书《数十亿企业家:中国和印度如何重造它们的前途——以及你们的前途》(Billions of Entrepreneurs: How China and India Are Reshaping Their Futures--and Yours),用了生动的事实说明中印两国企业可以合作而开拓国际市场,并且形容一些成功的例子(比方说,印度摩亨德拉拖拉机厂和南昌市政府合资,在中国造出畅销美国的轻便家用拖拉机)是“dance mutualism/舞蹈协同性”。他说:“就像两位舞伴之间跟着随意而响亮的音乐彼此改变领舞与伴舞的角色”。他说的“音乐”形容中印交往的旋律——“随意”表明两国政治关系的不稳,“响亮”表明两国经贸合作要求的强烈。

斯瓦密在文章中说:“由于印度是民主国家,印度对中国的态度比中国对印度明朗,因为中国舆论是受到控制的。这种态度不够明朗造成了中国不重视印度的印象。”它使人捉摸不到:究竟中国认为印度将来是“战略伙伴还是强劲对手,是经济合作者还是激烈竞争者”。斯瓦密形容印度政府只采用了“中印伙伴”为“buzzwords/时髦名词”,却没有“明确的对华观念”。这些话又道出了中印关系中“冷淡”的一面。

应该看到合作远景

斯瓦密的文章进一步劝告印度政府说:“特别要做出一个关键的选择。第一选择:印度和中国结成紧密同盟。第二选择:印度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一部分。”文章说:“或者是印度从根本上与战略上和中国亲善,或者是印度和中国作对。没有第三条路。”虽然有点绝对化,斯瓦密这话可谓一针见血。我不知道中国的“印度通”中有没有人这样大胆泼辣地向政府进言。

综括来说,中印两国之间有经济的热情和政治的冷淡,民间的热情和政府的冷淡形成对比。政府之间有表面的热情和实际的冷淡,口头的热情和行动的冷淡形成对比。政府领导人之间有务实性的热情和想象力的冷淡,短期性解决问题的热情和长远性理想策划的冷淡,对事项的热情和对人情的冷淡。

举个例子说,1954年尼赫鲁访华,北京万人空巷盛大欢迎,尼赫鲁是重感情的人,被中国人民热情欢迎所陶醉,回国后在印度掀起“Hindi-Chini Bhai Bhai/印中人民是兄弟”的运动。尼赫鲁在北京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在官邸晚宴,临别时送客上车,握着尼赫鲁的手,引屈原诗句道出:“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发自肺腑。如今两国领导人之间就出现不了这种“热情”场面了。

非常明显,正是由于两国政府领导人之间有想象力和长远性理想策划的“冷淡”而使最最关键的中印边界纠纷夜长梦多地拖延下去。中印边界纠纷的两大性质是:(1)它从来没有划定过;(2)它位于海拔5000公尺以上的地形,是“生命禁区”,“高处不胜寒”,生物(包括人类)不宜久留,更不必说防守、开发。

从第一个性质来看,现在划界只是把未定变成已定,不牵涉到“领土”(从来没有“领”过的土地当然不是“领土”)纠纷。既然没有领土纠纷,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谈不上谁“侵略”谁。如果双方能够这样来看问题,边界纠纷的档次就降下来了,问题就容易解决了,领导人的热情就可以增长了。

从第二个性质来看,这样的边界只可能是象征性的(像象棋盘上标明的“楚河汉界”),划得靠北或靠南一点都不会构成“输”或“赢”的形势。既不能防守(印度军队每年都要从北部边境把成百上千的得到高山病的士兵撤回,把他们派去实际上是慢性伤害生命)、又不能开发,就只能使它成为不设防的“和平”边界——像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边界那样。如果看到了这一点,领导人对解决边界纠纷的热情就会高涨。

中印边界纠纷解决了,两国就会合作无间,变成发展伙伴,铁路就可以跨越喜马拉雅山口,由哈尔滨可以坐直通车抵达南印度的处女角,这对中国西部大开发会有很大好处。两国友谊大大增进,新德里就会让“西藏流亡政府”从印度领土上搬走,西藏也就太平了。看到了这一远景还有什么理由在政治上“冷淡”呢?!

·作者是从印度退休的教授,旅居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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