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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真的就公平公正吗?


1076 人阅读  日期:2010-05-09 19:57:21  作者/来源:摩天岭


改革开放以后,因为没有全方位地预见到这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社会弊病,也因为为了实现平稳过度,不能从政治改革入手,而只能先从经济改革入手,所以,在各行各业都在为着经济利益而博弈的竞争中,整个社会就不自觉地营造了金钱至上,物质利益至上的社会风气。导致国家未能有效地抑制贪污腐败,致使拜金主义盛行,新的奢侈糜烂,腐化堕落的权贵阶层日渐高踞于人民之上,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贫富间的差距拉大,人民的权益受到侵蚀,社会分工的不公和一些行业、部门处事的武断偏颇,日益引起了人民的不满情绪。而且垄断企业和国家公务员事实上依靠国家主体的垄断地位,于市场竞争之外攫取着最高的利润和效益。其普通员工享有着超过市场经济企业几倍的工资及福利待遇,高层则要几十倍、百倍收入于一般企业同人;并且不断地把这种非合理成本转嫁于市场与消费者。国家却没有找到有效抑制这种趋势,平复社会不公的途径和措施。反倒使某些特殊利益集团为了自身和部门的利益,不惜用不正当手段,财富和在国家经济链条上的地位,频频影响和干预着地方政府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尤其是经济决策,损害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因此社会不平的呼声也是日渐高涨,“现在的时代,比毛泽东时代差远了,毛泽东时代,社会起码是公平和公正的”。这种论调也渐渐蔓延。

毛泽东时代真的是公平和公正的吗?毛泽东时代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民平均收入和实际生活水准真的比今天好吗?持这些论调的人,要么不懂历史,要么没有生活在中国过去的土壤上,否则,便不会睁着眼睛说梦话。要通过事实和对比,通过历史的真相来说话,不能凭臆想,传闻,印象来混淆是非,歪曲事实。

我们没有忘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一个国度中的中国公民,并没有平等的公民权利。阶级成分的划分,政治待遇的不同,将国民人为地分割成不同公民权益的部分。高等院校,重要企事业,和平时期的军队,将许多公民排斥于其外。著名作家刘兴武因为是旧职员的儿子,在高考时,政审为“不予录取”。只是因为北京师范学院未录取够计划名额,才侥幸被录进该院中文系。而作者就读的中宁中学,文革前连续三届最优秀的学生都因家庭问题被拒之于高校门外。高中毕业生的政审档案同样是“不予录取”,“一般专业”,“特殊专业”几个不同层次。同是红旗下长大的中国公民,却没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到文革更甚,连高中,初中都进不去了。劳动模范时传祥的小女儿,在家乡不就是连初中门都进不了吗?按照当时的政策,钱学森、钱伟长、茅以昇、梁思成、竺可桢等国际知名的学者专家如果碰上了这样的时代,只能到农村去背背篼,即令是天才,也将被扼杀在萌芽中。

上世纪七十年代,招工,升学,选干的大门并不向平头老百姓开放。所谓的推荐选拔,只是西汉民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另一种版本。无论上山下乡,或者是还乡知识青年,农民积极分子,都得在城里有权贵援引,农村有干部爸爸。只有个别出身好,被大队、小队、公社使用的人才有可能沾光得到推荐。以至于走后门之风盛行,开始了贿赂的时代。问题反映到中央,中央八月文件竟然说:“从后门进来的未必都是坏人,从前门进来的也未必是好人”。这样没有明确是非观点的模棱两可的中央文件,不滑天下之大稽吗?这里面没有公平,只有势力和社会背景。

在物资稀缺的时代,人人都知道,粮食,百货,供销,外贸,物资部门富可流油。可以在计划以外,巧立名目,想方设法,得到比常人多得多的物质供应和利益。人们的物资分配只是在纸上公平,在实际上并不公平。因为物资的垄断,相关垄断单位作为特殊利益集团就享受着别人没有的特权。这就是今天垄断集团实行价格垄断,享有市场经济外最大利润和利益的根源。这同样由他们各自在国家权利和经济链条上的地位所决定。低标准时代,平民百姓喝着大锅清水汤,奄奄一息的时候,权贵圈子里,照样有特种商品供应商店,买到外间买不到的一切。星期天,那属于他们的俱乐部里,照样是红灯酒绿,水果、糕点、小吃应有尽有。作者下乡时作为水利工程的技术人员和组织施工人员,好不容易在整个工程中,求爷爷告奶奶,让有关部门审批给民工一人半斤猪肉,到肉联场里提取的时候,猪场撕掉了脊梁上那一道里肌肉去下酒,留下了前胛、后臀给关系户。民工们得到的仅是瘦里巴叽的肋条。就这么微小的事物都没有公平可言,何况关系大局的事物。

文革间,西北局所在的小寨大院曾有大字报揭露:低标准后,权贵部门在翠华山风景绝佳处盖有豪华的别墅,以米脂女中学生(美女貂禅的同乡)作为服务员人员,陪其享乐优游。而大员们,可以不爱惜文物,任意在风景名胜拆古迹,建别墅,供自己休憩。林彪在五台山拆掉了文殊、五郎庙,建起了茅蓬山庄,江青在广东从化温泉有自己的别墅。北戴河,庐山的大量别墅,武汉东湖的水下宫殿,杭州西子湖畔的隐秘园林;一个解放军中队,一条船舶,一个船工,守护了10-20年的滴水洞和附近渡口,期间主人只享用了十几天。这些都不对人民开放,人民有权利享用和欣赏吗?由于舆论的监管,环境的封闭,媒体传播信息的落后方式,在过去的岁月里,许多信息是被封闭的。因此,平民百姓不可能了解到更多的内幕和暗箱操作的事物,只是凭表面印象,片面宣传来判断是非,得出并不真实的结论,这是情有可原的。只是你们太单纯,太善良了。今天,电视传媒加大了舆论监督的力量,网络信息使一切秘密都几乎变得透明了,政治禁锢的放开,舆论和话语权的相对自由,使许多不为人知的事物都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乍一看,一听,了不得,问题严重,实际,远不是那么一会事,这就是现代传媒的力量。改革前,西方所谓的铁幕国家,一切都隐在神密、神圣的棉纱里。许多事情,不是公正、公平,而是你连知道的权利都没有,据何评价推测?

说到公正,毛泽东时代,最不合理的现象是以政治利益的取舍那判断是非,划分界线。且不要说,许许多多抗日将士,因为不属于同一政治阵营,从“四清”开始,其英烈坟墓被平毁,自身沦为历史反革命,子女家属被剥夺了受教育,甚至在城市居住的权利。这首先就是对历史的不公正。而同期,为了彰显自己改造封建皇帝的成功,身为最大汉奸的溥仪被特赦,享有民主人士的政治特权,抚顺战犯监狱的日本战犯,伪满州国大臣被大批赦免,得到妥善安置,因为他们有政治利用价值和国际宣传价值。这相对于正面战场1500万浴血抗日的将士和他们的家属公正吗(因为他们没有政治利用价值和宣传价值)?从反右斗争开始,党内外敢于直言干政,为民请命的人士被纷纷打倒。陈云因为不肯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被赋闲,搁置在冷板凳上整整十九年。一方面军一军团著名的战将钟伟,只是在军界大会上为并不是自己直接主管的上级彭德怀鸣不平,便被公开逮捕,削职为民,这公正吗?因为政治的需要,几个月间,可以把张春桥,姚文元,关锋、王力、戚本禹拔上高位,与三老四帅分庭抗礼(李先念、李富春、谭震林;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放肆地封他们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这公正吗?为了政治的需要,可以把不懂治军治国,只是可以作为民主政治点缀的劳动模范和其他人,如陈永贵、吴桂贤(陕西国棉一厂赵梦桃小组的纺织女工)、李淑贤(沈阳街道蔬菜门市部的营业员)、王洪文(他不属于劳动模范,没有他们的人格和奉献)一夜间拔为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而同期,无数功臣宿将,科技精英,不但沦为庶民,而且被批斗、关押,充军流放,这对历史是公正的吗?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政治待遇的不公,直接影响到经济待遇及其他,这是最大的不公。改革开放,取消了政治上的国民的不同等级,给遵纪守法,努力上进的青少年学子敞开了一切学校的大门,城市敞开胸怀,不但招收为自己创收的民工,而且放任农村中的致富能人到城市创业,卖房,就业,生活。只要不犯法,有害国家,你有充分的话语权,有网络舆论的相对自由,不再担忧被打成反革命,这就是最大的公平、公正。

改革是一项伟大而艰巨复杂的工程,从来就有既得利益,博取利益,平等利益的冲突和纷争。况且,许多积弊,并不源自于今天,如前文所述,源自于历史。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根除。但中央总在努力,提高执政能力,打击贪污腐败,废除农业税的征收,提倡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都致力于社会的公平和公正,都致力于人民幸福和国家未来。但愿我们都尊重历史,用发展对比的眼光看待眼前发生的事物,站在全局,国家和民族大计的高度,而不是个人和家族得失的角度上看问题。我们就会得出理性的,明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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