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档案：毛泽东曾两次要求外蒙古回归中国
3080 人阅读 日期：2008-05-08 18:17:41 作者/来源：
这里是最原始的历史记录：毛泽东于1949年1-2月第一次（通过米高扬）向苏联要求蒙古回归中国。另在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又第二次向苏联领导人正式索要蒙古回归。
注：本系列资料来自沈志华教授所编《朝鲜战争：俄罗斯国家解密档案》、所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在（温和派）朝战专题 中有大批有关朝鲜战争解密档案和权威资料。欢迎朝战研究者和地缘战略爱好者发表独立意见。
米高扬就1949年1-2月中国之行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
阅后退回苏共中央(总务一处)
发至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
绝密 苏共中央
鉴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分歧业已明朗，且目前正在讨论这些问题，我认为有必要致信中央主席团各委员和候补委员，对我1949年1-2月去华期间向中央所作的报告和在此期间中央给我的指示作一介绍。
这些报告都是在西柏坡时通过密码电报传送的。当时革命委员会和中央中央驻在那里。电文没经任何改动或补充，是原复制件。当时毛泽东身边有两名苏联军医：捷列宾(后在苏联乘飞机时遇难)和梅利尼科夫，他二人为毛泽东本人及其家属看病。他们有无线电台，负责通讯任务。
我认为有必要谈一谈我这次中国之行和谈判进程中的一些情况。
1947-1948年，我中央和毛泽东就他来莫斯科一事交换过意见。他没来过莫斯科。我方的邀请1947年6月就转交给他了，表示愿意接待他，并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中共军事胜利后面临的一些问题，其中包括苏中关系问题。
然而，由于毛泽东所处地方遥远，交通不便，他身体有病，军务缠身和其他原因，启程日期一拖再拖。
1948年底，中国共产党人军事行动发展迅猛，胜利在望。华北进行了决战，得到了日本70万关东军武器装备的中国革命军队(这些武器装备是我们一手交给中国的)开始向中国中心北京方向进军。
1949年1月14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讨论答复毛泽东来访一事时，斯大林说了这样的想法--毛泽东当时来未必合适。他当时是游击战争的领导人，尽管计划让他潜行而来，但做到保密是不可能的。他离开中国的消息很可能泄露出去。他的来访，毫无疑问会被西方说成是谒见莫斯科并从苏共那里讨取指令，而他本人将被讥为莫斯科的走狗。这将会损害中共的名誉。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集团对此又会鸹噪一阵以反对中国共产党人。同时，由毛泽东领导的正式的中国革命政府可能很快就要建立了。那时他不必潜行而来，而是正式作为中国政府首脑来邻国谈判。这反而会提高中国革命政府的威望，从而具有更大的国际意义。
尽管毛泽东延期来苏推迟了对已臻成熟问题的讨论，但这一消极方面可通过派我中央政治局一名委员去中国来消除。
那时，接待毛泽东来访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政治局讨论了这一问题后赞同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当即口授了给毛泽东的电报，其中谈到：“我们大家都主张您暂时推迟访苏日期。因为目前您留在中国非常必要。如果您愿意，我们可立即为您派去一名政治局委员到哈尔滨或其他地方以商谈我们感兴趣的问题。”
毛泽东通知说，他决定将其赴莫斯科的启程日期暂往后推，他们欢迎派一名政治局委员去中国，同时表示希望该同志在1月底或2月初抵达他们的驻地而不是哈尔滨。
斯大林提议我去中国。
为了避免在中国谈判时出现困难和充分做好准备，以免过多地向莫斯科请示，我把中国人可能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列成提纲并考虑了各种回答方案，然后同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进行了讨论。
这时出现了两个有争议的问题。我党中央和中共中央对这两个问题有不同看法。
一、我党中央不同意中共的下述观点：中国革命胜利之后，除中共外，所有党派都应退出政治舞台。毛泽东在1947年11月30日的电报中说：“在中国革命彻底胜利时期，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榜样，所有政治党派，除中共外，都应退出政治舞台，这将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对此，我党中央在回电(1948年4月20日斯大林签发)中写道：“我们不同意这样做。我们认为，代表中国老百姓中间阶层和反对蒋介石集团的中国各反对派政党还将在很长的时期内存在。中国共产党应该与他们合作以反对中国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但必须保持领导权即领导地位。如果可能，还要让这些党派的某些代表进入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这一政府应宣布为联合政府，以便以此扩大这一政府在民众中的基础并孤立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国民党走狗。”
显然，由于这一建议，中共改变了自己对待各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
二、关于对待国民党政府建议苏联政府充当南京政府和中共之间停战和签订和平协定的调停人的问题。
1949年1月9日收到了南京政府的照会。南京政府建议苏联政府(还有法英美政府)充当南京政府和中共之间停战和签订和平协定的调停人。
我党中央用电报通知毛泽东说：
“我们考虑这样回答：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贯赞成在中国结束战争，实现和平，但在同意充当调停人之前，苏联政府想知道另一方，即中国共产党方面是否愿意接受苏联充当调停人。因此，苏联希望中共方面也能得到中国政府关于和谈倡议的通知，并就苏联充当调停人一事征得中共方面的同意。我们准备照此回答，您是否同意此议，请电告。如果不同意，请告诉我们更为合适的答复。
“我们还认为，如果征询您的意见，您似应做如此答复：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中国和平，因为挑起中国内战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南京政府，所以应由南京政府对战争的后果承担责任。中国共产党同意与国民党谈判，但是不能让挑起中国内战的那些战犯参加。中国共产党主张在没有任何外国调停人参加的情况下与国民党进行直接谈判。”
对于1月10日的这封电报，斯大林在1949年1月11日又作了补充解释：
“从前电所述可以看出，我们为您草拟的答复国民党的建议的方案，其用意是阻止和平谈判。显而易见，没有外国调停人，特别是美国做调停人，国民党不会进行和平谈判。同样明显的是，没有蒋介石和其他战犯的参加，国民党也不会进行谈判。所以我们料想国民党会拒绝按照中共提出的条件举行和平谈判。这样，中共同意和平谈判，因此不能指责它希望继续打内战。而国民党则成了破坏和平谈判的罪魁祸首。这样一来，国民党分子和美国导演的和谈闹剧就会被揭穿，而您可以继续进行胜利的解放战争。早复为盼。”
1月12日毛泽东回电，其中谈到苏联政府最好这样答复南京政府的照会：“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直希望看到一个和平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但是如何达到中国的和平民主和统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苏联政府本着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认为不能接受为中国内战双方进行调停的工作。
“……只有苏联在中国人民当中有崇高的威望。因此，如果苏联在答复南京政府照会时采取您1月10日电文中陈述的立场，那么这将导致美国、英国和法国认为有义务参加调停，国民党也会找到借口诬蔑我们是好战分子。而对国民党不满和指望人民解放军迅速胜利的广大人民群众就会感到失望。
“……现在我们倾向于用全部事实戳穿国民党的和平骗局。因为现在的情况是，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国际形势也不利于南京政府，人民解放军今年夏天就可渡过长江，进攻南京。
“似乎我们不再需要采取迂回的政治手法。在现在的形势下，采取迂回的政治手法弊多利少。”
对此，斯大林于1月14日又复电毛泽东，其中特别指出：“如何对付南京和美国的这种手法，可以有两种答复。第一种，直截了当地拒绝南京分子的和平建议，以此宣布必须继续内战。但这意味着什么?首先，这意味着，您在桌子上亮出了底牌，把和平旗帜这一重要武器交到了国民党分子的手中。其次，这意味着您帮助我们在中国国内外的敌人，让他们诬蔑共产党是继续内战的拥护者，让他们赞扬国民党是和平的捍卫者。第三，这意味着您给了美国在欧洲和美洲大造社会舆论的可能性，说不可与共产党讲和平，因为它不想要和平，说中国实现和平的唯一手段是组织列强的武装干涉，像1918年到1921年的4年时间里对俄国所进行的干涉那样。”
往下又谈到第二种灵活的答复方案，其精神是第一次电文中阐述的苏联建议。当天，1月14日，毛泽东说收到了上面谈到的1月11日的补充电文，他在电报中宣称：“在基本方针上(利用与国民党的和平谈判，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我们与您是完全一致的。”同时又通知说，当天他们公布了同意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于是，斯大林再次通知毛泽东，说从他最后一次电报中，“清楚地看出，在对待南京分子的和平建议问题上，我们之间已达成一致看法，中国共产党已开始‘和谈’运动。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可以说已经解决了。” 我去中国用的是安德列耶夫这个化名，签署发给菲利波夫(化名)的电报也用的是这个姓。这是按斯大林的意见办的，以防万一在中国泄露出我在那里的消息。
我1月26日飞往中国，1月30日抵达那里，一直停留到1949年2月8日。同我一起前往中国的有原铁道部长柯瓦廖夫(当时是我党驻中共中央的代表)，一名翻译，一名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他也姓柯瓦廖夫。
凌晨，我们从旅顺起飞，拂晓飞抵石家庄附近的原日本军用机场。到场迎接的是朱德总司令、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和翻译师哲。从这里乘缴获的汽车行驶160-170公里来到党中央和革命委员会所在地--位于山沟里的西柏坡。 头两天毛泽东介绍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和在中国共产党内曾发生过的派别斗争。在后几天会晤中他也常常提起中共党史上的这些问题，讲了许多他怎样艰苦地同左右倾作斗争，因为王明的行为党和军队怎样受挫(王明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后来又怎样纠正了错误，派别分子怎样杀害中共党员干部，而他本人如何幸免于难，他曾被开除出党，曾想杀掉他等等。但从王明和李立三被揭露以后，毛泽东(用他自己的话讲)与自己的同志们一起工作得很好，终止了杀害党的干部。他一直赞成党内讲宽宏大量，认为不应该因意见分歧而被赶出中央，不应该进行迫害。
毛泽东讲，就是这个王明起了不好的作用，但我们仍把他留在中央委员会里，仍住在中央驻地，尽管实际没有任何工作。他非常详细地讲述了王明的错误。显而易见，他想试探一下我们怎样对待王明，我们有没有意图依靠王明或听取他的意见。我清楚毛泽东和王明之间的分歧，所以就没有过多谈论他。还在莫斯科就已商量好，我不同王明见面。在同毛泽东谈话时，他一次也没参加，也不想和我见面。
同毛泽东和其他中共政治局委员所讨论的某些问题值得引起注意：
一、当我问毛泽东他想什么时候夺取中国主要工业中心南京、上海等大城市时，他回答说不着急。他说，“还需要一两年时间，我们才能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掌握中国”，暗示在此之前战争不会结束。
同时，他表示了这样的想法，他们避免夺取大城市而努力占领农村，如不想夺取上海。他说上海是大城市，而中国共产党没有干部。中共主要是由农民组成的。上海的党组织很弱。最后，上海生活依靠运进原料和燃料。如果他们夺取上海，燃料却无法运进来，工业停顿，失业增加，这将使居民生活变得很糟。中共必须培养干部，而且已着手做了。等干部准备好了，他们即将夺取上海和南京。
根据我离莫斯科之前我中央确定的立场，我反驳了这一点。我指出，他们夺取大城市越快越好，干部是在斗争中成长的。至于上海的粮食和原料问题，迟早会提出来。况且，夺取上海会严重削弱蒋介石而为共产党人提供一个无产阶级的基础。
二、毛泽东对共产党组织中的无产阶级成分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中共对城市和工人阶级的关注不如对农民重视。这种立场同以前共产党和军队在山区活动远离工人阶级中心有关。时代变了，而对工人的态度依旧。 这一点，从会谈记录中可以看出来，比如，毛泽东曾满意地指出，“共产党在农村有无限的影响，在那里没竞争对手。在这方面，蒋介石对待农民的政策帮了共产党人的忙。在城市则是另一回事了。在城市的学生中间，共产党有很大的影响；在工人中间，国民党的影响大于共产党。比如上海有50万工人，在打败日本之后，共产党活动已经合法，可它只在20万工人中有影响，其余都站在国民党一边。”
毛泽东以下的谈话也值得注意：“中国农民的觉悟比所有美国工人和许多英国工人都高。”
三、遵照中央指示，我劝说毛泽东不要拖延建立中国革命政府，应在联合的基础上尽快建立，这样有利。比如，占领南京或上海之后立即宣布成立新的革命政府。这在国际关系中也有利。建立政府之后，共产党就不再是游击队而是作为政府在行动了，这样会有利于进一步对蒋介石的斗争。
毛泽东认为，不应急于建立政府，甚至说，没有政府他们生活得更好。说什么如果有政府则是联合政府，这意味着要在其他党派面前为自己的事情负责，这将使事情变得复杂。现在他们行动就像一个革命委员会，不依赖于其他党，尽管同其他党派保持着联系。毛泽东强调，这将帮助肃清全国的反革命分子。在这件事情上，他很固执，并证明说，不能在夺取南京后(预计在4月)立即成立政府，而是在6月或7月。我则坚持说，过分拖延成立政府会削弱革命力量。
众所周知，政府于9月30日成立。
四、关于旅顺口。毛泽东说，一位女资产阶级活动家找到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说革命政府在中国掌权之后，对苏联来说再继续保留旅顺口的海军基地已无意义，对中国来说收回这个基地则是一件大事。
毛泽东说，他认为这样提出问题不准确。这位妇女不懂政治。中国有共产党，苏联也有，但这并不排除而是完全可以让苏联的基地继续在旅顺存在。因此，他们(中国共产党人)赞成继续保留这个基地。美帝国主义呆在中国是为了压迫，而苏联留在旅顺是为了保护中国防御日本军国主义。当中国真正强大起来能防御日本侵略时，苏联就无需保留旅顺基地了。
我中央和斯大林对此有另外的立场。如果中国政府是共产党的政府，则苏联在那里不需要有基地。我向中国同志陈述了这一立场。斯大林收到我关于中方对这一问题立场的汇报后，于1949年2月5日致电毛泽东：
“随着中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形势会发生根本变化。苏联政府已决定，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而且美军从日本撤走，即取消这一不平等条约。然而，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苏军立即从旅顺地区撤走为宜，苏联将准备满足中共这一愿望。”
毛泽东坚持自己的意见，但看得出，他有自己的策略考虑，只是没有明说。
五、关于新疆。这一问题也同样引人注意。毛泽东怀疑我们在新疆的意图。他说，在新疆伊犁地区有独立运动，不受乌鲁木齐政府支配，那里存在着共产党。他说，1945年在重庆会见白崇禧时，白告诉他，伊犁地区的起义军拥有苏联制造的大炮、坦克和飞机。
我向他明确地宣布，我们不赞成新疆地区的独立运动，而且我们对新疆没有任何领土要求。我们认为，新疆也应是中国的组成部分。
毛泽东提出了中苏之间修建途经新疆的铁路的建议。作为另一种方案，任弼时提出中苏铁路经过蒙古修建。后来在莫斯科讨论这一问题时，斯大林表示希望这条铁路经过蒙古修建。因为这样走路线短，省钱，把经过新疆的路线作为下一批工程。
六、关于蒙古。毛泽东主动问我们如何对待外蒙和内蒙的统一。我回答说，我们不主张这样的统一，因为这可能导致中国失去一大块领土。毛泽东说，他认为外蒙和内蒙可以联合起来并入中国版图。我对他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已享有独立，日本投降之后中国政府承认了外蒙的独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文化，以及文化和经济发展的道路，它早就领略了独立的滋味，任何时候都未必会自愿放弃独立。如果什么时候它和内蒙合并，那一定是成立统一的独立的蒙古。出席会谈的任弼时这时也插了话，他说内蒙有300万人，而外蒙才100万。鉴于我的这一信息，斯大林给我发了电报，让我转告毛泽东，电报指出：
“外蒙领导人主张按独立统一的蒙古国的原则将中国所有蒙族地区同外蒙合并。苏联政府表示反对这一计划，因为它意味着从中国割去许多地区，尽管这一计划没有威胁到苏联的利益。我们认为，即使是所有蒙族地区都统一成一个自治地区，外蒙也不会放弃自己的独立而在中国版图内实行自治。自然，这事的决定权属于外蒙自己。”
看了这一电报后，毛泽东说，他注意到了电报的内容，并说“他们当然不保护大汉族沙文主义路线，不再提出蒙古统一的问题。”
七、关于其他国家承认未来革命政府的问题。毛泽东对此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希望外国首先是苏联立即承认中国新政府。另一个方案(毛泽东显然更欣赏这一方案)是不希望新政府立即被承认。如果外国政府宣布承认它，那也不拒绝，但暂不予以同意。这种政策要实行一年。中国人指出第二种方案好，因为这样可使新政府放开手脚，便于对在华外国人施加压力，而不必理睬外国政府的抗议。
毛泽东总是说，他们中共中央等待着我中央的指示和领导。我回答说，我中央不可能干涉中共中央的活动，不能给予任何指示，不能领导中国共产党。我们每一个党都是独立的。当请教我们时，我们只能提出建议，不能给予指示。
毛泽东坚持说，他等待我中央的指示和领导，因为他们缺乏经验。他故意贬低自己作为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的作用和意义，说他只是斯大林的学生。他不认为自己的理论著作有什么意义，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新的贡献。
我认为，这是东方人表示谦虚的一种手段，并不代表毛的本意和他对自己的认识。
为了证实上述说法，我摘录一些当时同毛泽东的重要谈话记录。在第一次会谈时他就说：
“请注意，中国大大落后于俄国，我们是贫乏的马克思主义者，犯过许多错误。如果用俄国尺度衡量我们的工作，那我们就什么也没有做。”
我回答说，“这些话只能证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谦虚，但很难让人同意。若是贫乏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无法领导中国内战达20年之久，并取得如此的胜利。至于错误，所有进行积极活动的党都有。我们党也犯错误，但它坚决坚持无情揭露错误的原则，以免重犯并从中吸取教训。”毛泽东补充说，他们是好心犯错误，并诚心诚意地纠正错误。他还举了一个例子。1946年中共中央在土改中犯了错误，后来在分析这一错误时发现，早在1933年中央关于土地改革的决议就写得非常正确，而到1946年却忘了。倘若1946年重温一下，那就不会犯错误了。于是，1946年他们重新印发了1933年的土改决议，向农民公开宣布了自己的错误并把错误的责任承担下来。因为领导人要为基层工作人员的错误承担责任，尽管这些错误不是领导人本身犯的。
我指出，不能同意毛泽东的下述意见：如果用俄国尺度衡量中国革命，那么它什么也没做。第一，中国革命是伟大的历史事件；第二，不考虑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情况，使用俄国尺度衡量中国革命是不正确的。
似乎是为了证明这一点，毛泽东说，中共1936年在苏区表现出了教条主义，照搬苏联的做法，当时导致了严重的失败。（原记录如此。这里显然是指长征以前中共在中央苏区的政策。)
后来毛泽东说：中共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干部。以前他们认为，干部应当阅读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文献。现在确信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干部一边学习，同时还要做大量的实际工作。所以，他们规定了干部必读的12本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列举了这些著作(《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列宁主义问题》等)，但没有提到一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我当时问毛泽东，在教育干部的12本著作中没有一本中共领导人从理论上阐述中国革命经验的著作，这是否合适?
毛泽东回答说，他作为党的领导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提出任何新的东西，不能把自己同马、恩、列、斯相提并论。
在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举杯时，他强调说，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是现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斯大林不仅是苏联各族人民的导师，而且也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导师。毛泽东说，他是斯大林的学生，认为自己的理论著作没有意义，只不过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用之于实际，一点儿也没有丰富它。而且，他亲自给地方发了电报，严格禁止把他的名字同马、恩、列、斯的名字并列在一起，尽管为此他不得不同他最亲密的同志们进行争论。
我回答说，这表明毛泽东谦虚，但不能同意他的意见。马克思主义不应机械地运用到中国，而应考虑到中国的特点和具体的条件。中国革命有自己的路，它使革命带有反对帝国主义的特点。因此，阐述中共的经验必然具有理论价值，必然会丰富马克思主义学说。难道可以否认总结中国经验对亚洲国家的革命运动有理论义意吗?当然不能。
毛泽东强调说，王明及其追随者为反对党的路线就非常强调中国的特点。对此，我回答说，民族主义分子通常利用本国具体的历史特点，企图把党引上资产阶级化的道路，而马克思主义者研究这些特点则是为了按马列主义领导革命。对此，毛泽东再没有争论。
我在1949年2月5日的电报中通知说，在一次会谈中毛泽东“强调，在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上，他根据的是斯大林同志1927年说的意见和他后来写的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著作。
“毛泽东说，对他来说最为宝贵的是斯大林同志关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指示以及他对南斯拉夫西米奇民族主义的批评。
“毛泽东几次强调，他是斯大林同志的学生，坚持亲苏方针。”
在2月7日最后一次会谈时，毛泽东对最重的问题所进行的讨论表示满意，热烈感谢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关怀。 当我回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时，波斯克列贝舍夫受斯大林委托来了电话说，对我在中国所做的工作，政治局表示满意。政治局每天都阅读和讨论我的电报。斯大林要求我尽快回到莫斯科做详细汇报。
回到莫斯科，我确实了解到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都感到满意，并认为我很好地完成了使命。
附上我从西柏坡所发电报和我在那里所收到的莫斯科复电的文稿。
阿·米高扬
另在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又第二次向苏联领导人正式索要蒙古回归。（详细内容：请继续关注凤凰网历史频道）
摘自：凤凰咨讯
斯大林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割走中国外蒙!
本文系蒋经国对1945年夏随宋子文赴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回忆。
１９４５年２月，美国因为要苏联参战，提早结束对日战争，罗斯福总统与斯大林订了《雅尔塔协定》。我们当时为着要打退压境的强敌——日本，只好委曲求全，根据《雅尔塔协定》，和苏联政府谈判，签订了中苏条约。
１９４５年，美国还没有把《雅尔塔协定》公布以前，我们政府已经派员到莫斯科去进行中苏谈判，我也参加。这次的交涉，是由当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先生领导的。
我们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斯大林见面。起初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但是到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他狰狞的面目就显露出来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斯大林拿一张纸向宋院长面前一掷，态度傲慢，举止下流，随后说：“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
宋院长一看，知道是《雅尔塔协定》，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斯大林又强调说：“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我们既然来到莫斯科，就只好忍耐着和他们谈判了。
谈判中间，有两点双方争执非常剧烈：第一、根据《雅尔塔协定》有所谓“租借”两个字眼。父亲（指蒋介石）给我们指示：“不能用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帝国主义侵略他人的一贯用语。”第二、我们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逐步讨论，但是必须顾及到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后来，斯大林同意不用“租借”两字，对于中东铁路、旅顺、大连这些问题，也肯让步；但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他坚持决不退让。这就是谈判中的症结所在。谈判既没有结果，而当时我们内外的环境又非常险恶。这时，父亲打电报给我们，不要我们正式同斯大林谈判，要我以私人资格去看斯大林，转告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外蒙古独立的道理。
当见到斯大林时，他问我：“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它‘独立’？”我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几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坚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我说完了之后，斯大林就接着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他当时态度非常倨傲，我也就开门见山地问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他干脆地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他并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我又对他说：“现在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你如果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打败之后，他不会再起来，他再也不会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作为侵略苏联的根据地。你所顾虑从外蒙古进攻苏联的，日本以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和你订立‘友好条约’，你说２５年，我们再加５年，则３０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想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接下去，他又说：“你说，日本和中国都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来打俄国，但是，不能说就没有‘第三个力量’出来这样做。”
这个力量是谁？他先故意不说。我就反问他：“是不是美国？”他回答说：“当然！”我心里暗想，美国人订下了《雅尔塔协定》，给他这许多便宜和好处，而在斯大林眼中，还忘不了美国是他的敌人！
最后，经过许多次的谈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终于签订了。不过，父亲当时对于签订这个条约，有个原则上的指示：“外蒙古允许‘独立’，但一定要注明，必要经过公民投票，并且要根据三民主义的原则来投票。”这原则，斯大林总算是同意了。
我还记得，在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苏方代表又节外生枝。他的外交部远东司的主管同我商量，要求在条约上附一张地图，并在旅顺港沿海一带区域，画了一条黑线，大概离港口有２０海里的距离，在这线内，要归旅顺港管辖。照国际法的观点，公海范围是有一定的规定，就是离开陆地有一定的距离，俄方此一要求，显然是不合理的。为了这一问题，争执了半天，从下午四点半到晚上两点钟，还没有解决。
我很不耐烦地说：“你要画线，你画你的，我是不能画的。”他说：“不画这个线，条约就订不成！”我说：“订不成，我不能负责，因为我没有这个权力。”他说：“我是有根据的。”我说：“你有什么根据？”他拿出一张地图，就是沙皇时代俄国租借旅顺的旧图，在这张地图的上面是画了一条黑线的，并且指着说：“根据这张图，所以我要画这一条线。”
我觉得非常滑稽，因此讥讽他们说：“这是你们沙皇时代的东西，你们不是早已宣布，把沙皇时代所有一切条约都废止了吗？一切权利都全部放弃了吗？你现在还要拿出这个古董来，不是等于还承认为你们所打倒的沙皇政府吗？”他有点着急说：“你不能侮辱我们的苏联政府！”我说：“你为什么要根据这个东西来谈判呢？不是等于告诉全世界说：你们还是同沙皇政府一样吗？”他说：“你不要吵闹，你的火气太大。”我说：“你要订约可以，但无论如何这一条线是不能画下的！”
经过一番力争之后，这一张地图，虽附上去了，可是那一条线始终没有画出。由这件事看来，我们完全了解，斯大林原来就是沙皇的再世。
斯大林立刻批评我的话说：“你这话说得不对。第一，你说日本打败后，就不会再来占领外蒙古打俄国，一时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败了，日本这个民族还是要起来的。”我就追问他说：“为什么呢？”他答道：“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唯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尤其是像日本这个民族，更不会消灭。”
我又问他：“德国投降了，你占领了一部分，是不是德国还会起来？”他说：“当然也要起来的。”我又接着说：“日本即使会起来，也不会这样快，这几年的时间你可以不必防备日本。”他说：“快也好，慢也好，终究还是会起来的，倘使将日本交由美国人管理，５年以后就会起来。”我说：“给美国人管，５年就会起来，倘使给你来管，又怎样的呢？”他说：“我来管，最多也不过多管５年。”后来他不耐烦了，直接地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谈话一直继续下去，斯大林又很正经地向我说：“我不把你当做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这的确是斯大林的“肺腑之言”，他所以要侵略我们，还是害怕我们强大起来，因此，只顾目的，不择手段，千方百计来压迫、分化和离间我们。
xxg你们说的尽是些道听途说，历史的事实是这样的：1945年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进行了战争期间的第二次会晤，力争解决在德黑兰会议上没有解决的一系列难题。除了规定战后各自的势力范围。为了补偿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中流砥柱般的巨大贡献，在欧洲战场结束后，划定了东欧、南斯拉夫、德国东部等地区为苏联占领区；在远东地区，作为诱使苏联红军尽快对日宣战的酬劳，美苏英三国背着中国，达成了许多有损中国主权的秘密协定。其中包括香港、新加坡等前英属殖民地仍然属于英国；朝鲜半岛由美苏共同占领及管理；中国满洲的中东铁路，大连旅顺军港使用权，外蒙古独立，鸭绿江水电站等，日本在满洲拥有的工业设施归苏联所有……
英国首相丘吉尔甚至还恬不知耻地说：中国人会对我们的这种安排感到满意的。
1945年底宋子文访问莫斯科，谈及外蒙古独立时，斯大林面无表情地拿出美苏英三国雅尔塔协定命中国照办，并称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生前同意的。遭到了宋子文拒绝，宋子文回复蒋介石后，蒋也无可奈何。……
冷战后，美国、英国出于冷战需要对此予以否认，甚至倒打一耙抹黑苏联无中生有、巧取豪夺，中共出卖主权……
毛泽东访问苏联时，当然知道在外蒙古已经完全被苏军占领的情况下，中国再向苏联要求蒙古主权，形同与虎谋皮，那是万万不可能的。要知道随着苏联红军在欧洲战场的节节胜利，苏联从其它国家掠去了几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若不是因为中国同属于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战胜国，中国东北三省、新疆等领土，也必为苏联所掠夺。
蒋介石、毛泽东为了各自暂时的利益，都在极度痛苦的情况下，选择了默认外蒙古的独立，非他们不爱国，时也，势也。国力不如人，蒋介石、毛泽东也无可奈何。
中国丢失外蒙古主权，苏联应负40％的责任，外蒙古自身应负20％的责任，美英两国应负30％的责任，蒋介石、毛泽东应各自负5％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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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13 13:44:04  网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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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
2011年的外蒙: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见不到公共汽车路上跑.走亲访友都是骑摩托车,或坐苏式旧吉普车.一个县城就医院,学校公安局是三层楼房,吃水自己去河沟里取.蒙古包多.地皮随便占有.生活用品大部是从中国进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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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13 13:33:12 网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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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当中国人民的生活比外蒙强?回归可以考虑.当中国人民的生活不如外蒙,回归不可能.外蒙人民不愿统一后吃饭用粮票,吃肉要肉票,穿衣要布票的生活.就像每年有几十万人逃港一样.再有:外蒙虽然穷,但是民主生活比当时中国好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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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11 09:21:17 网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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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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