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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东梅回忆:晚年贺子珍“毛主席纪念堂”之行


1224 人阅读  日期:2008-6-30 20:13:46  作者/来源:中国经济网


外婆生命中的最后七年是在医院度过的。她再没回到湖南路262号,上海华东医院成了她的“家”。

外公去世后仅仅一年,外婆在湖南路住所中风,左侧偏瘫,从此住进医院,直到走完她的人生之路。当时我还是一个懵懂顽皮的儿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那个晚上,外婆坚持睡在我房间内的小书房里。我喊过她,她不应,也不开门,从窗户缝里,我见她在一排长椅上面朝里睡着。一早醒来,发现外婆已不能动弹,而且发出含混不清的呼救声。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场景不断敲击着我的心。

祸不单行,外婆住院后又查出糖尿病。一生追求还没实现,心中的夙愿不能了结,外婆的心情经常是沉重的。命运对她为何如此不公?

所幸,光明就要来了。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一些中央重要领导人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得以平反昭雪。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外婆贺子珍的命运也有了改变的机会。

我的姑姑孔淑静由于我爸爸的原因,对外婆也怀有深厚感情。她介绍了这样一个背景:

1979年初,我父亲写信给邓小平同志,反映了贺子珍的状况,建议增补她为全国政协委员……邓小平很快就批示:贺子珍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那年增补的委员还有缪云台、王光美。

1979年6月10日,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批准增补贺子珍等为全国政协委员。次日,全国各大报纸刊登了新华社播发的这一消息并配发了一张照片:满头银发的外婆与我——她的外孙女在华东医院花园里看《解放军画报》1979年5月刊。

40余年前在外国记者笔下出现过的女红军贺子珍,与世隔绝多年后又重新成为新闻人物。记者王行娟来到华东医院,成为采访我外婆并为她立传的第一批记者。外婆终于开口了!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差不多每个星期六的晚上,星期天的上午和晚上,王行娟都来到外婆的病房,听她讲述自己的过去。70高龄的外婆以重残之身,断断续续地艰难吐露着心声。外婆的记忆是很好的。她讲述的大部分事实,都可以从党史中找到印证。

不过,外婆一直不忍叙述在苏联的磨难。她还认为自己长期没有参加工作,对不起党和人民,所以没有提及解放后的经历。这真是非常遗憾的事情。这份一万余字的“贺子珍自述”后来成为1988年江西省妇联所编《女英自述》一书开篇之作。

看着王行娟整理的外婆自述,我感觉很多谜团豁然开朗,这是一份关于外婆与外公爱情故事的完整动人的叙述。25年后,借助这份自述,我终于进入了外婆的世界,读着她的心声。

我开始理解沉默的外婆。她勇敢无畏、敢于开创的奋斗精神固然可敬,而追求独立的人格更是难得。这样一位女中豪杰的命运却如此不幸,是不能单纯用性格、脾气来解释的。如果她不是频繁生育,或亲生骨肉没有夭折或散失;如果她没有身负重伤, 或弹片被及时有效地取出,外婆怎会离开外公?她的后半生,同时也是外公的后半生,都完全是另外一种活法。不过历史是没有如果的,外婆除了沉默,又能做什么呢?曾几何时,从井冈山到延安的苏区上空闪耀着两颗明亮的星——毛泽东与贺子珍,我的外公外婆。他们同生共死,度过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十年。后来,累累伤痕使外婆偏离了原有轨道,从外公身旁消失了。外婆是西沉的弯月,外公是东升的旭日,再难相见。然而,月到半夜,日在中天,他们其实都是寂寞的。外婆记挂着天界的安危,外公思念着人间的冷暖,无奈为时已晚!外公外婆的传奇成为永久的爱情悲剧。

外婆在上海华东医院接受采访的同时,在北京的妈妈和爸爸正在安排另一件大事:把外婆接到北京。外婆盼望进京,已经盼了整整30年。

1949年,外婆想去北京(当时还叫北平)。因为外公即将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里还有她的老战友和好姐妹:朱德、罗荣桓、蔡畅、康克清……目睹开国大典会让外婆觉得不虚此生。

1966年,外婆想去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17年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也许能看一看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的丈夫。也许到女儿家住一住,抱抱外孙子,还未了心愿,给清冷、枯燥的心田以亲情慰藉。

1979年,外婆想去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30年了。外公已与世长辞,他安眠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中。朱德、陈毅、彭德怀,这些外婆井冈山时期的战友也已去世。物在人去,好不伤感。

然而,外婆坚持要去北京,尽管高龄而且卧床不起,她刚强的性格一如当年,没有改变。现在看来,我认为北京之于外婆,其象征意义应该大于实际意义。外婆所坚持的,是一个老党员、老战士和老公民的权利,是一个母亲和妻子的权利。

外婆一生中,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红都瑞金工作、生活过,长征之后在陕北的红都保安工作、生活过,还到苏联红都莫斯科留过学。如果在革命胜利后,却进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显然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至于外公,人虽然已经不在了,但从延安离别的42年——特别是庐山相会以来的20年间,他与外婆的精神联系早已超越了物质层次。能够到外公生活过的地方看一看,对外婆来说,已经很满足了。

妈妈理解外婆,她知道外婆想来北京,想实现自己本应有的权利,想看看外公,想经常见到女儿和孙子孙女。只是外婆这样一位人物的行动,往往要惊动许多部门,妈妈必须各处落实。首先是外婆的住处。

70年代末,我们一家住在景山后面的部队大院。妈妈听说这里本要用作军委大楼,后来外公不同意,“挨批了”,就改为宿舍。这样的“军转民”建筑当然谈不上适用,实际上就是高级筒子楼。把需要卧床的外婆接到这里显然是不妥当的。

本来,妈妈是想让外婆到北京后住进像上海湖南路一样的“家”而非医院里。但是原来选定的地方一直住着别人,腾不出来。最后还是选定了解放军总医院。

妈妈说:去解放军总医院安排外婆从华东医院转院事宜时,她遇到过冯文彬(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外婆在红四军的战友)和叶剑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弟弟,向他们谈起外婆来京一事,表达了外婆希望来京的心情。他们对此是支持的。中央的态度则是:外婆可以随时来往京、沪两地,想住多久住多久。

可以肯定的是,我的爸爸——外婆非常满意的女婿“小孔”,为外婆来京一事默默做过大量工作。只是他已于1999年突然去世,同时带走了多少没来得及说的话。每当想到这里,我的心都会作痛。

1979年9月3日,也就是妈妈带我回京上学的第三天,中央派专机把外婆接到了北京。这个日子离9月9日外公逝世三周年纪念日还有六天,离10月7日外婆70岁生日还有一个月。

在北京机场,外婆见到了前来迎接自己的井冈山姐妹曾志,她当时担任中组部副部长。30年前,外婆即将进京时被组织部门阻止。现在,中央组织部门的代表欢迎她回家。外婆的漫长等待终于有了结果。

从1977年开始,每年的9月9日和12月26日,我们全家都会去毛主席纪念堂。据统计:1979年毛主席纪念堂接待国内外来宾和各地群众153万人。然而那年9月8日迎来的,必将是最特殊的一位——那就是与我外公毛泽东有过十年患难夫妻生活的外婆贺子珍。

1958年在一次中央会议期间,外公在提议身后火化的倡议书上第一个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随后几乎所有高级干部和重要民主人士纷纷签字。1976年外公去世后,中共中央决定兴建毛主席纪念堂,永久保留外公遗体。这一决定自有后人评说,但确实给了我外婆再次见到外公的机会,这不能不说是她不幸中的万幸。

1978年,中央开始安排各地老红军、老干部专程来京瞻仰毛主席遗容,很快就有25000多名老同志实现了再见一次毛主席的心愿。外婆则在上海足足等待了一年多。她刚刚乘专机到达北京,就要求前往纪念堂。妈妈、爸爸和医护人员很是为难。经过劝说,外婆同意再等几天。

在出发前两天,大家对她做起了工作:

姨妈,到了毛主席纪念堂,不能发出任何响动,更不能大声哭,这是纪律!

姨妈,你一定要答应哦,不能哭,要听组织上的安排!我们就在您的身边。

外婆频频点头。她这一辈子是最遵守纪律的人,她听组织的话。

外婆的纪念堂之行是保密的。《伟人安息的地方——毛主席纪念堂纪实》一书的附录“毛主席纪念堂大事记”详细记录了自1977年到1992年来纪念堂参观的中外重要人物,其中1979年9月只有一条记录:“9月27日,卢森堡大公让殿下,由宋之光副部长陪同,前来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

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外婆一行从位于北京西郊十里长街上的解放军总医院出发了。外婆用她可以活动的右手,紧紧握着一条精心挑选的白手绢。

外婆是坐着轮椅从面对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纪念堂北门进去的。妈妈和爸爸代她向北大厅毛主席坐像献上一个心形花圈,左右缎带上分别写着:

永远继承您的革命遗志

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

花圈的形状,缎带的文字,妈妈都是征求过外婆意见的。心的形状可以代表外婆、妈妈、爸爸对外公的一片心和几十年来的思念。“革命”和“战友”,则是对外婆与外公一生的概括。

妈妈和爸爸一左一右陪伴着外婆,在外公汉白玉坐像前合影。此时外婆和外公都坐着,目光望着前方的天安门。照片留下这个历史性的瞬间:自1937年延安凤凰山合影后,贺子珍与毛泽东又坐到了一起。外婆纪念堂之行照片作者为《人民日报》摄影记者吕相友。20世纪50、60年代,吕相友在很多重大国事场合为我外公拍照。外公逝世后,他又和我父母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次他应我父亲之托,全程跟随,尽心尽力地拍摄了外婆当天在京的全部活动。惟一的遗憾就是吕伯伯本想采访我外婆,谈谈在纪念堂活动的感受和心情,但因外婆中风后讲话困难而未能实现。

随后,外婆被缓缓推进瞻仰厅。升降机缓缓托起水晶棺,外公又出现在外婆眼前。

其实,不用亲人和医护人员提醒,我想外婆自己也下过决心:不能哭。20年前,在突如其来出现的外公眼前,外婆双泪长流,不能自已。那次,丈夫坐在自己对面,叫自己不要哭。而她甚至没有看清他的面庞、眉眼,还有那著名的下颌上的痦子……这次,她决心好好看看他!不能哭,千万不能哭。

这次,丈夫躺在自己面前。一层透明但冰冷的水晶,将外婆所在的人间与外公所在的真空隔绝开来。外婆觉得:外公只是睡着了。他不是神,他是人,他也需要睡觉。除了他以外,所有人都在罩子外面,包括他的妻子、女儿。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比外婆更熟悉外公的睡姿,也没有谁对他的睡眠更有感情。从井冈山到凤凰山,十年来一个个不眠之夜,他们共同度过。她一天所忙碌的,为之付出半生的,无非就是让失眠的丈夫睡个好觉。现在,他终于睡着了,而且睡得很沉。

泪水不听外婆的,它又涌出来了。外婆紧咬着那块白手绢,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外婆听组织的,整个参观过程中,外婆无语。几十年来,为了丈夫毛泽东,为了爱情,为了家庭,她流过多少次泪,只有自己知道。今天,70岁的外婆流下的,可能是人生最后的眼泪。现在,这滴泪正含在她的心中。

妈妈也哭了。她想起三年前,自己最后一次见到父亲的那天。

当时的外公,已不能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情。他发现女儿站在自己面前,想说却又说不出来,左手便用食指和拇指做了一个圈,给妈妈看。泪水模糊眼帘的妈妈不解其意,她起初以为外公是在问女婿孔令华(“令”谐音“零”,代表圆圈)的情况,但不敢确认。但她知道,外公的时间不多了。

外公去世后,她把此事讲给朋友听,有人帮她分析:“圆圈是否代表你母亲的名字桂圆呢?他放心不下她吧?”妈妈觉得很有道理。

然而,近年我从民间又听到了这样的说法:外公去世那天,正是中秋月圆之时。1976年是闰年,9月8日是八月十五,9月9日是八月十六。“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两天都可以说是中秋节。八月中秋,正是外婆的生日。桂子飘香,花好月圆,所以得名桂圆。

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外公所想起的,是月亮,还是桂圆?也可能是盼望亲人团圆!

外公是个与月有缘的诗人,他的诗词中,有直接提到月字的,如“一弯新月向西流”、“望横塘半天残月”;有直接描写中秋的,如“佳节随令至”;有间接描写月亮的,如“寂寞嫦娥舒广袖”……但每首均与女性,特别是妻子有关……

“红太阳”毛泽东,此时想起了向人间洒下柔美银光的月亮,想起了给予他家庭温暖和儿女亲情的妻子。据说,在病危前夕,他还想起了故乡韶山冲,想回到终生疼爱自己,自己终生挚爱的母亲身边,颐养天年。

然而,时间结束了。就在妈妈泪别外公后的几个小时,1976年9月9日0时10分,他在月光照耀下离开人世。此时,中秋刚刚过去十分钟。

外婆与外公的北京相会就要结束了,一共也还没有十分钟。轮椅缓缓前行……

大家把外婆送到休息室,那里悬挂着按外公手迹复制的《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外婆是最有资格评论此诗的人之一。

这,不单因为她为长征痛别了父亲、母亲和爱子,她还是中央红军走过万里长征的女战士之一,是领导红军长征胜利者毛泽东的夫人,也不单因为她在长征中生下并送走了自己的女儿,在长征中为掩护战友身中17块弹片……

因为,这首《七律·长征》,是外公在1935年9月29日在甘肃渭南向全军朗诵的。而那一天,正是八月中秋,是外婆26岁生日。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外公献给妻子的礼物,是千万人用血泪凝成的笑。望着丈夫龙飞凤舞的字迹,外婆默然无语。这滴泪,已经在她的心中打转。她耳边仿佛响起了“十送红军”的乐曲,“几时里各人马,该支个再回山?”拿山、五斗江、望月亭……

时间似乎在此凝固。

不知过了多久,妈妈和爸爸才缓缓推起轮椅。外婆被女儿、女婿推着,出了休息室,离纪念堂越来越远。此时,记者为他们三人照了一张相。外婆意识道:要离开天安门,离开外公了。

被人扶下轮椅,外婆坐进车里。妈妈也在母亲左边座位坐下,母女不约而同望着窗外。此时,妈妈已是泪流满面。外婆的眼眶也湿了,泪水却落不下来。

她看见了,“台高里各十丈白玉柱”,远远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望红台。她一辈子都在守望的地方,千万人一辈子都在守望的地方。

本文节选自《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毛泽东与贺子珍》一书,作者:孔东梅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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