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著名律师翟建：不吃药，病怎会好？
2005 人阅读 日期：2009-11-01 19:27:12 作者/来源：何惜薇
数年前有个美国律师问上海著名律师翟建(52岁），辩护律师在中国究竟是否能发挥作用？当时已获得“上海市十佳刑事辩护律师”第一名头衔的翟建，没被这尖锐的问题难倒，认真地回答：“正如医生很难把有绝症的病人医好，辩护律师起作用也一样有个前提，一旦受非法律的因素干扰时，律师就不能发挥作用了。”
偏偏找上翟建律师事务所大门的案子，就是被“非法律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左右的所谓“大案要案”。当中的被告包括：上海前一把手陈良宇挪用部分人民“保命钱”（社会保险基金），涉及其中的原上海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祝均一、原上海电器集团董事长王成明、原上海国资委副主任吴鸿玫；以及一度被指盗取“国家机密”，后罪名“降格”至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的澳洲钢铁巨头——力拓——的上海职员葛民强。
“社保案”因涉及地方大官备受瞩目，“力拓案”则被视为可影响中澳关系，甚至可打击其他外国人在华投资信心的案子。
法律是个橡皮筋的话，律师有什么地位？
在事务所会客室受访时，翟建侃侃而谈。“我有句批评我们（中国）司法的话：大案要案，程序靠边。其实，越是大案要案，越能彰显法律力量、法治的精神。可是我们（中国）这儿等到大案要案的时候，程序就可有可无，即便那是一些非常明文的规定。”
点燃一根烟，翟建的思绪似乎飘到很远的地方，但他所遇到的难题却仍历历在目。他说，按理说律师有前往会见当事人的权利，无须经过任何人或办案机构（比如检察院或法院）的批准。一般案子对这个规定，执行得非常好，但是到了大案要案，情况就有了不同。
“祝均一、王成明的案子到了法院，我们律师要见当事人，必须要法院敲章。如果一个上午没能谈完，午饭后再去还得先去敲章。”
让翟建担忧的是，大案要案有示范意义，审理时却不守法，“那么小案子守法又有什么意义”。他举例，审理腐败大案时，因为权力的压迫不按期宣判的情况比比皆是，有如“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程序法令没有了意义，那要让人家怎么相信法律是严肃的、刚性的，是一堵墙？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根本不是个法治的环境。”
他认为，“大案要案、反腐败案子”更应该把被告做了哪些坏事公诸于世，让大家知道什么是不对、不能做的，从中吸取教训。可是，让许多中国律师非常困扰的是，尽管法律应该让每个人知道不法行为的后果，包括罚款款额，但是有相当一部分的律师由始至终都不知道案子是怎么判的。就好像在社保案里，大家都不知道陈良宇的具体罪行、律师的观点与辩辞，以及法院判刑的依据。
“我们是千方百计希望能建立法律的威信，只有法律有了权威、威信，我们律师才可能有社会地位。法律是个橡皮筋的话，律师有什么地位？有的时候，我们搞了很长时间的普及法律知识和理念，往往却被几个所谓大案要案给毁了。”
“把他们想说的话给说出来”
翟建事务所会客室的窗沿上摆着几幅照片，包括他在前年当选“东方大律师”后，被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接见的照片。
不过，工作上的种种肯定却不意味着他在辩护方面是个“长胜军”。相反地，翟建去年出版集合他11个辩护案例的书时，原来竟要把书名取为《屡败屡战》，后来却被编辑改为《生死之辩》，让他至今仍耿耿于怀。
众所皆知，刑事案不如民事案只涉及老百姓。在中国，刑事案子的控方不仅有检察院，甚至有公安局，腐败案子里还有纪律委员会等等。
“判被告赢的话，就变成控方都搞错了。我们的法院院长地位能比检察院的高吗，这不可能；会比公安局局长大吗，这也不可能。所以变成我们律师没有任何支撑，只依靠个人，控辩双方失衡了。刑事诉讼法有个规定，重大的案件法院最高的权力机构是审判委员会，经过他们的讨论，检察长只有权列席；控方可派出长官出席，所以你说这案子最后的判决会是怎么样的？”
翟建相信，中国最高法院的工作报告中，刑事案当事人无罪释放的比例恐怕不到1%。“这可能可理解为刑事侦查人员、法官水平高，但是不服刑事判决而走到街头去的上访者又占多少比例？这个反差说明什么？我们要纠正一个错误的刑事判决，有时候比登天还难，做刑事辩护的律师，根据这样的状况，那他注定是个没有成就感的人。如果输得明白，我们心服口服，问题是我们经常是不明不白。”
事实上，上海市民近年来频频走上街头“散步”（游行抗议），不寻求法律咨询。当中包括因为反对磁悬浮开到“家门口”的市民，以及在建楼房倒塌后，担忧赔偿不到位的业主。
对于许多老百姓认为法律缺乏公信力，翟建认为这是“正常的”：“当权者、高官当中又有几个人相信法律？他们在强调加强法制建设、喊口号的同时，自己究竟有多少法制的理念，对法律相信多少？源头根本不在老百姓身上。
“人大（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最高的立法机构，应该是懂法律的人在当中占相当比例，但现在的人大代表有几个懂法律的？人大的可行性、合理性在哪里？”
即使知道胜算不高，充其量能够做到的只是减轻当事人的刑罚，不太可能令他们无罪释放，翟建却本着“退而求其次”“这件事总得有人做”的精神，继续从事刑事诉讼。
“找我的人也知道没有胜算，往往给我的要求只是把他们想说的话给说出来。我追求的不是现在判决的结果，我只能追求若干年后，回过头来看这些案子的时候，大家发现这个律师当时说这些话都是对的。法院迟早是会公开有关笔录的。
为杨佳辩护引来“臭骂”
有趣的是，就算对中国法制建设的现状颇有意见，翟建却表示非常愿意遵守“游戏规则”，因为他始终坚持“刑事辩护律师没有自己的利益，一切必须从当事人的角度、依照法律考虑问题”。
去年为手刃六个上海公安的北京青年杨佳做二审辩护时，翟建同样本着这样的态度。可是，这一次他没有赢得任何掌声，还引来“臭骂”。
由于许多中国市民把警察视为强拆民宅、暴打上访民众、勾结奸商或收保护费的污吏酷吏，案发后好多人不但不怪杨佳草菅人命，还称他是“英雄义士”。他们始终相信杨佳杀人的背后有隐情（如被警察殴打等），希望翟建在法院审判时传召警察为证人，并找到杨佳失踪的母亲。
然而，翟建认为，即使把警察叫到法院，他们也不会承认打人，杨佳的母亲是否出现也未必能起作用，便着重于杨佳是否精神有毛病这个让他逃过鬼门关的节骨眼上，屡次要求让杨佳再接受相关鉴定。
翟建强调，他与中国许多维权律师不同：“我可以认同他们的理念，但我不能认同他们的方法，尤其不认同那种只能按照他们的方法行事，臭骂采取其他方法的理念……杨佳的案子，大家知道他是必死无疑的，但想借这个案子出出政府的丑、做得过瘾点儿。
“一个国家的律师要在刑事辩护上有地位，必须是在刑事辩护上有作用，问题不是医术不高，是我开什么药，别人不吃，那我能治好他的病吗？他们（维权律师）想把药塞到别人嘴里，我跟他们不同的是，尽管我知道病人不肯吃药，但我可能采取比较柔和的方式，哄着病人把药吃下去。病治好了，对于我来说就是达到我的目的了，我经常说别把法律当成舞台！”
翟建小档案
●1957年生
●1978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分校（后并入上海大学）政法系
●1983年获法学士学位，成为上海在‘文革’后的第一批法律专业本科毕业生，毕业后留校任教
●1984年起从事兼职律师工作
●1989年被评为上海市‘十佳刑事辩护律师’
●1995年从事专职律师工作，同年10月与他人合作成立‘上海市明日律师事务所’
●2000年获上海市优秀刑事案例评选一等奖第一名
●2002年11月创办了全市第一家以个人名义开业的律师事务所 —— 上海市翟建律师事务所
●2007年当选为上海首届‘东方大律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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