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在浙江宁波做小生意的肖敬明为一起杀人案作证，之后遭到报复，不得不东躲西藏，四处流亡。10岁的女儿也因此辍学。为此，他很后悔，"假如时光能够倒流，我决不会再做这样的蠢事，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啊！"(本报今日14版)

又一个证人遭报复，四处逃亡，背井离乡的“活标本”！“谁能给我一个安定的家”的啼血呼唤震撼着每个人的心灵，也让更多的司法人士感到无奈。面对不断出现的证人遭报复事件，社会各界往往把它归咎于我国证人保护制度的严重缺失，大力呼吁尽快予以立法保护。然而，笔者却认为，证人屡遭报复固然有我国立法缺陷的原因，但在现有法律框架下的司法僵化也是不可忽视的直接原因。换句话说就是，证人遭报复源于立法滞后和司法僵化，灵活的司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法律不足。

相对于美国、英国、德国、新加坡等国家单独的《证人保护法》和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我国的证人保护制度几乎是一片空白。写入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一个公检法“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的条文，既不能为公检法部门提供一个行为规范，也没有为证人指明寻求保护的途径和方式，根本没有可操作性，而被长期以来束之高阁，处于“休眠”状态。

显然，我国法律在对待证人问题上，存在明显的权利义务不对等不公平现象。一方面，法律要求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样证人身份及个人情况就必须暴露无遗，给犯罪分子及其家属报复伤害证人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国家却长期以来没有强有力的证人保护制度，明显属于要求公民尽职而国家却严重失职。

不可否认，要为证人提供充分有效的保护，离不开国家法律制度保障，制定一部专门的《证人保护法》刻不容缓。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司法机关就不能为证人保护做些扎扎实实的工作，而每每让证人信息完全暴露于社会、“提供”给犯罪分子。笔者认为，司法机关特别是审判机关的僵化和冷漠，使问题雪上加霜。以宁波肖敬明为例，公安机关希望在判决书中不要出现证人的名字，但法院认为，作为主要证人，其姓名不能用化名或者隐去，否则难以体现司法公正。法院的理由冠冕堂皇，但法官有没有想过，当肖敬明被逼四处逃亡的时候，他们所指的“司法公正”还剩多少呢？谁来维护肖敬明的公正权利呢？事实上，证人遭报复所带来的社会不公，早已掩盖和抵消了法官在个案中所维护的公正！而这都是法官僵化的司法公正观和机械的司法方式所带来的恶果。不客气地说，在缺乏有效证人保护制度的情况下，司法机关泄露证人信息无异于让证人接受犯罪分子的报复。如此以来，证人不再作证，案件不能侦破，犯罪得不到惩罚，司法公正又如何实现、到哪里去寻找呢？

总之，加强对证人权益的保护，立法有责任，亟需制定一部专门法律弥补漏洞，但司法也不能脱责，在现有制度下积极寻找保护证人权益和实现司法公正的结合点，也是为民司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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